采访对象：孙崇涛 著名南戏专家研究员（简称孙）

　　特约主持：金辉（简称金）

　　无独有偶的信息

　　1920年，著名学者叶恭绰先生旅居英国，一个偶然机会，他在伦敦小古玩铺上发现了一卷流散国外的明《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其中载有宋代永嘉九山书会编撰的《张协状元》等三种戏文，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南戏剧本，也是传世中国戏曲剧本祖始之作，于是花重金将它购买了回来。我国文化界对叶恭绰先生的慧眼识珠，大加赞赏，传为佳话。

　　无独有偶。在最近采访中，我获悉了类似的信息——温籍学人孙崇涛先生，曾经专程去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皇家图书馆，寻访一部流落到那里的我国最早戏曲选本——明刊《风月（全家）锦囊》，并花费大量时间进行整理与考释，成书出版。它对南戏研究的意义，正如温州南戏专家徐顺平先生所说：考释《风月锦囊》，是孙崇涛对南戏研究的重大贡献。

　　早在8月初，我就听说先生要去瑞安，喜出望外，打算在家乡采访他，后来孙先生计划有变。9月底，他去了瑞安，参加了几天会议，因公务繁忙，无暇接受我的采访，我只得于近日直飞北京，登门拜访了。

　　孙崇涛的家住在北京红庙文化部宿舍，左邻右舍有许多文化界名人，如王朝闻、周汝昌、冯其庸、郭汉城等等。一条小河从家门前缓缓流过，岸边杨柳依依，路旁绿草茵茵，远处不时传来悦耳的鸟鸣，这是个环境优美的住宅区。孙先生在楼里有两套住房，一套用作起居，一套用作工作和会客，房间被收拾得很整洁。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出他很满意这里的环境，正同他很满意在北京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研究工作一样。我的采访就在他的会客室里进行。

　　忙忙碌碌为故里

　　金：我们在温州失之交臂，实为憾事。我知道您是在为温州地方文化而忙碌，日程排得满满的，确实也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好交谈，还是我们到北京从容地采访好些。您最近这样来去匆匆，在温州忙些什么呀？

　　孙：最近，瑞安为了加快文化大市建设，推出家乡文化品牌，商量尽快汇纂出版一套《古本琵琶记汇编》，由于时间匆促，没有机会与你碰面了。

　　温州是南戏发源地，瑞安是“南曲之祖”——《琵琶记》作者高则诚的故里。瑞安市要汇编古本《琵琶记》，确实是件文化盛事，意义非凡。感谢家乡对我的信任，邀我担任主编。

　　我们计划汇编的这套古本《琵琶记》，将由北京中华书局采用线装、套色精品图书规格印制出版。全书将影印现存海内外五种珍本《琵琶记》，即：西班牙皇家图书馆藏本《全家锦囊伯喈》、潮州出土明嘉靖艺人台本《蔡伯喈》、明太祖十七子馰仙本《琵琶记》、嘉靖苏州坊刻巾箱本《原本琵琶记》、清著名藏书家陆贻典钞校本《元本琵琶记》，并附繁体直排汉字校录，撰写提要，便于检阅与推广。参加编纂者是以温籍学人为主体，这样我就得来去频繁了，一会儿北京，一会儿瑞安，不过为家乡尽力我是很乐意的，做这件事也是我多年的愿望。

　　金：早就听温州学者说，您为家乡、为南戏，向来非常热心。不论是发起筹划2000年温州南戏国际学术研讨会，还是为瑞安高则诚故里纪念馆的创建等，都倾注了您不少的心力。这次您又为瑞安牵头汇编古本《琵琶记》，这对南戏研究又将是一个推进。特别是眼下，从上到下正在强调打造文化大市，这为南戏研究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瑞安市着手打高则诚、《琵琶记》这块文化品牌，真是定位准确的高明之举。

　　孙：是的。地方文化的挖掘需要一批热心的文化人共同努力。在外地乃至在国外，也许有人不知道瑞安，可许多人都知道《琵琶记》，知道高则诚。这就是先贤留给我们的珍贵的文化遗产。瑞安市就得好好地“经营”它，为建设文化大市服务。

　　你不要低估《琵琶记》。它是我国南戏史上第一部由文人参与创作的戏文，代表了中国南戏的最高成就，把中国戏剧创作引向新的阶段，开创了中国戏剧繁荣的新时代。

　　《琵琶记》的创作，标志着中国戏剧创作功能发生了质的变化。古代戏剧艺人叫“弟子”，编剧者叫“书会才人”，他们靠演戏、编剧谋生。高则诚参与戏剧创作并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寄托自己的思想精神。明代中叶以来出现大批有地位、有文化的文人投身戏剧创作，他们把戏剧作品当作呕心沥血的“千古文章”来做，这种局面的开创者就是高则诚。

　　从艺术形式看，《琵琶记》无论在结构布局、人物描写、心理刻画、曲文、格律运用等等方面，都树立了中国戏剧创作的成功样板，成为几百年来后继者纷纷仿效的典范。

　　《琵琶记》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际，都具有相当广泛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光以外国译本统计，就有英文、法文、德文、日文、拉丁文、俄文、波兰文、韩文等多种语言译本。因而瑞安要打高则诚、《琵琶记》的文化品牌的确是适逢其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寻访孤本为南戏

　　金：以我理解，您高度评价《琵琶记》的文化价值和高则诚的历史地位，说到底是在评价温州地方文化的价值，这是温州地方文化的闪光点，是温州人值得骄傲的文化遗产。

　　刚才您说到《风月锦囊》，这是您从西班牙皇家图书馆里寻访并回传祖国的，这可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您能否介绍一下其过程？

　　孙：那是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有关资料中读到台湾学者罗锦堂教授评介《风月锦囊》的文章。他当时看到的仅是照片的部分资料，于是我就设法到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皇家图书馆寻找原书，进行研究。在图书馆里亲眼目睹了《风月锦囊》实物，并将全书进行了校录和摄制。

　　此书是我国明代隆庆六年（1572年）由在中国传教的葡萄牙传教士带往西班牙，赠送西班牙皇帝腓力二世，入藏皇家图书馆的。同时带去现仍保存在该图书馆的中文图书，共有18册。我看到被装订为两册的《风月锦囊》和我国早期刊本《通俗演义三国志史传》，就属于这18册之中。当我用手轻抚这批在那儿沉睡了四百多年的珍贵文献时，心情异常激动。

　　我将这批文献带回中国，进行了长达十来年的整理和研究。可以说，研究《风月锦囊》这个海外孤本，占去了我研究南戏的大半时间，发表的论文数量也最多。经过十多年的积累，后由中华书局汇辑出版《风月锦囊考释》和《风月锦囊笺校》两书，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一定影响，如美国哈佛、斯坦福等校及国际亚洲学会都引起关注，分别邀请我去做这方面的“特别报告”。

　　故里南戏养育了我

　　金：《风月锦囊》作为明刊本，我想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如在文学、语言文字学、戏曲、音乐、说唱、民俗、宗教等，都给我们提供了新鲜而有用的第一手研究资料，价值不可估量。其中有您付出的心血，这是您对南戏研究的一大贡献啊，请问，您是如何走上南戏研究道路的？这是一座难于攀登的学术高峰。

　　孙：南戏研究对于我来说，可谓得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我出生在瑞安城，与高则诚故里阁巷柏树村仅隔飞云江。我是在南戏的故土中出生成长的。从小我受家庭影响也很深。先父孙维楷是个戏迷，在他的床头，终年堆放着戏剧书刊，其中不乏名伶剧照、剧评戏讯、剧坛趣闻之类。在我读书之前，就接触这些图书，有时先父也加以讲解和介绍。他经常带我看戏，这是他对我的一种抚爱方式。我时常在戏院里或者在亲朋好友家中临时搭起的庙戏棚中看戏。不仅在瑞安看，还赶到温州市区看外地来的京剧名角演出。我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浓烈的民俗文艺熏陶，埋下日后酷爱戏曲艺术并最终去做这门学问的种子。

　　“大跃进”年代我考取原杭州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我是乡贤“一代词宗”夏承焘教授古典文学课的课代表，时常出入师门，听夏先生讲到一些乡土知识，他似乎有意无意在鼓励我不忘家乡文化传统。20年后，我们师生在北京再次聚首，他得知我正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学习研究中国戏曲史很高兴，为鼓励我将来能写出一本南戏史，还提前题写了书名。我正式从事南戏研究，还是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开始的。

　　金：我在杭州采访省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徐宏图时，他告诉我，他是您在平阳中学时的学生，是您推荐他调到杭州从事戏曲研究的，而您又是温籍著名学者、中山大学王季思教授推荐报考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的。这也很具戏剧性啊！其中有什么故事吗？

　　孙：温州人乡土观念强，师友间互相提携是很经常的事。1961年，我大学毕业才20岁出头，被分配到平阳中学教书，一教就是18年。18年间，我从来没有放弃我所喜爱的文学与戏剧，课余照样挤时间研读古代文学，尤其注重俗文学研究。我根据夏承焘先生口传心授的方法，做到读书凡有所得，辄予分题、分类、分册笔录，对学业大有收益。我在研读《西厢记》有关资料时，发现对王季思先生等普遍认为的《西厢》本事来源于《莺莺传》有不同看法，而认为早在魏晋的《世说新语》中就已有崔、张故事的雏形。于是斗胆写信给王先生，想不到王先生来信，肯定了我的研究，称我的观点“可以作为一说”。这对我的鼓舞很大。从此我与王先生经常保持着书信联系，直到1978年，当他向北京推荐我报考张庚老师的研究生时我们还未曾谋面，由此可见王先生奖掖后学的可贵精神。

　　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家毕竟是大家。您说到王季思先生对学术观点的胸怀，令我想起南怀瑾先生。记得南先生曾为温州某寺院题写匾额，一位温州人发现其中一个字写错，并写信告诉他。他回信说：“错了就错了。”接着，他重写了匾额。这种虚怀若谷的治学态度确实令人高山仰止，为我们后人之楷模啊！

　　中国艺术研究所为您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专业平台，使您这位在南戏故乡长大的学人有做不完的课题。您觉得自己做学问的特色是什么？

　　孙：我不愿意重复别人。这或许是温州人性格特征的表现。温州人向来敢为人先，思想不保守，喜欢走自己的路。我的南戏研究取向，好像也受到这种精神的影响。比如，在研究领域选择上，我不想死守在宋元，而把重点放在明人改本戏文的研究上头。一般人都把中国戏曲发展历史段落，归结为：宋元南戏——元明杂剧——明清传奇——近代地方戏。其实这里忽视了宋元南戏与明清传奇之间，还有一个相当重要、无法回避的中间环节，这就是长达200余年的明人改本戏文阶段被遗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荆钗记》、《白兔记》、《拜月亭》、《杀狗记》等，其实都是这个时期的改本作品。如果说我在南戏研究方面有什么开拓性的话，我想这也算一点了。此外，我在戏曲文献学的学科建设及中国戏曲优伶历史研究方面，也做了一些开拓性的工作。我是喝家乡的水、吃飞云江的鱼虾长大的，我要感谢家乡，感谢温州人文品格的培育。

　　孙崇涛，笔名飞云、仲弢等，1939年出生在瑞安城区。1957年瑞安中学毕业，就读原杭州大学中文系，1961年大学毕业，在平阳中学等校从事语文教学。1978年考取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戏剧戏曲学系，1981年毕业留院从事专业研究工作。历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研究室主任。他主要从事戏曲史论研究和文艺批评工作，兼任国内外研究生指导与教学，接收培训各地进修生与访问学者。曾先后应聘客座或访问英国牛津、荷兰莱顿、韩国首尔及美国哈佛、斯坦福、柏克莱等大学，并赴台湾“中央研究院”等处进行短期研究工作。出版《风月锦囊考释》、《戏曲十论》、《戏曲优伶史》（合作）等学术专著和《金印记校勘》、《绣襦记校注》、《青楼集笺注》（合作）等文献著述多种，辑有个人南戏研究文集《南戏论丛》，发表论文、评论及创作达二百余万字，即出的著作还有《戏曲文献学》等。论著与创作曾多次获全国、地区、院所各类奖项。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系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