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金星：中国天然气之父
2006年09月21日
 温州学人对话录 

　　

　　采访对象：戴金星 著名天然气地质与地球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简称戴）
        特约主持：金辉（简称金） 

　　院士的风采

　　1987年5月20日午后，戴金星和另外两位总地质师在陕西靖边的一公路旁，轻轻地用铁锹铲成一个土堆，作为天然气井位的标志。这是我国第一口天然气科学探索井———陕参1井的井位。随着隆隆的钻机声，中国第一个煤成气大气田发现的时代到来了。

　　1989年，陕参1井获得日产8万立方米的天然气，成为靖边煤成气大气田的发现井，至1990年底在其周围几百平方公里内连续获得8口工业气井，其中有日产最高百万立方米以上的气老虎井。现代天然气工业的开发打破了黄土高坡千年的沉寂，给靖边带来了深刻的变化。如今有人称赞靖边成了小香港。

　　靖边大气田的发现是运用了中国科学院院士戴金星的“煤成气理论”。因此，我国石油界称戴金星是中国天然气之父。

　　这位名声显赫的天然气权威戴金星是我们温州人。

　　戴金星院士的单位在离北京中关村不远的学院路上。院士的办公室里最引人注目的是一溜排开的书橱，里面是尽是石油天然气和地质勘探方面的书籍，偶尔也有几块岩石标本点缀其间。

　　年逾古稀的戴金星先生，中等身材，身子骨硬朗，穿着一件隐条的短袖衬衫，虽是满头白发，但精神矍铄，白 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很儒雅，一看就是一位很有学问的科学家。他待人和蔼可亲，口音中仍带着温州腔，说起温州的地名还得用温州话才能报得出来。

　　院士的理论

　　金：记得1995年，您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时我还曾报道过，一晃十多年了。您长期从事天然气地质和天然气地球化学的研究，您的最大成果是什么？

　　戴：先说石油和天然气的生成吧。油和气的原料是生物的尸体，生物的细胞含有脂肪和油脂，脂肪和油脂则是由碳、氢、氧等为主的元素组成。生物遗体沉降于海底或湖底并被淤泥覆盖之后，经上覆地层的压力和地温作用，便形成了油和气。以往认为石油和天然气只是由低等的但繁殖率很大的生物成因腐泥型有机质生成的。一直没有认识到高等植物遗体煤层和煤系中腐殖型有机质能生成工业性油与气，故不在煤系中去勘探油气。

　　我在研究中发现，腐泥型有机物既能生油，也能生气，然而腐殖型有机物在煤化过程中以生气为主，成油为辅，故煤矿的腐殖型有机质是生气层，生煤的地方是找气和发现气田的有利地区。

　　虽然这个观点1940年时德国科学家曾经提出过，但因二战没能勘探实践。上世纪60年代前苏联在西伯利亚盆地也曾运用此理论找到很多大气田。我们是1979年提出在我国煤系中寻找天然气的。现在回想起来，其实也是很简单的，但在此之前没有想到而已。

　　金：真理往往就是这样，看似简单，而寻找总结不知要攀登多少座高峰，付出多少的代价和心血。同样您也是经过辛勤的劳动才能获得的。您当时是怎么会想到研究这个课题的？

　　戴：1961年我从南京大学地质系大地构造专业毕业后，分配在北京石油部石油科学研究院，仅呆了半年便来到湖北的江汉油田工作。在这里我发现天然气与石油相比，无论在世界，特别在中国，几乎没有系统地全身心投入研究探索天然气的人。于是我决定选择天然气地质和地球化学专业作为自己的专业目标和方向。在江汉油田的十年中，把江汉油田图书馆的藏书几乎看读了个遍。

　　1972年，我回到了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决定以煤成气地质和地球化学为主攻重点。从1975年至1995年我与同事以及学生们走遍了除西藏和台湾外的各省（市、自治区），有规划、系统地在全国取气样，在高压的气(油)井、几百米深高瓦斯阳泉煤矿、怒江等地，取油气、田气、瓦斯气、生物气、火山气和幔源气样1600多个，积累了3万多个气组分及碳、氢、氦同位素数据。1978年我提出了“煤成气理论”概念，主要体现在《成煤作用中形成的天然气和石油》和《我国煤地层含气性的初步研究》两篇学术论文。

　　1981年，我主笔“煤成气概况”的报告，被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批作中央政治局会议参阅文件附件，为1983年国家把“煤成气开发”列为“六五”（我国第一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打下了基础。从此，推动了中国天然气勘探开发走向黄金时期。

　　金：您真是中国名副其实的天然气之父。根据您建立的“煤成气”理论，在实践中取得了些什么效果？

　　戴：油气资源关系国民经济的命脉。随后的“七五”、“八五”到“九五”，天然气均被列为国家科技攻关的优先项目。我们课题组经过20多年艰苦卓绝的探索，使“煤成气”理论日趋完善，并完整地揭示“煤成气”理论的本质：“在成煤过程中成烃作用，以气为主，以油为辅”，使煤成气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以“煤成气”理论为依据，先后预测了5个1000亿立方米以上的大气田，其中包括靖边、苏里格、榆林、乌审旗、克拉2等。当时由于地质界对煤成气认识所限和天然气勘探力量的薄弱，未能引起高度重视，只是十多年后才逐步得以证实而发现了这些大气田，最终推动了“西气东输”工程的实施。目前中国天然气70%的储量是根据煤成气理论探明和发现的。为此，我感到欣慰。

　　你说我是天然气之父，我是不赞同的，虽然也有人说是“煤成气”理论先驱、之父等。不过我曾自嘲，我只不过是“气”度非凡，“气”焰嚣张而已，把一生的痴情寄托在“气”上罢了，为神州争气、为气壮山河。

　　院士的乡情

　　金：您对中国天然气勘探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是您对“气”情有独钟。您从小是否就喜欢的呢，您的成长道路是如何走过来的。

　　戴：那是与温州有关的啊。我出生于一贫如洗的教师家庭，父亲戴在仁，乡村小学教师。他的工资就是每月50公斤稻谷，那时家中人口众多，负担很重。因此，父亲还曾叫我放弃读书到温州三角城头一家铁工厂当学徒工。新中国成立，我才进了中学。

　　我的小学是在九小（今瓦市小学）读的。记得一次地理课，林景晖老师要求我们用石膏制作一个全国主要煤、铁、铜等矿产分布图，我认真地做了一个，现在想想那时做的石膏模型是很粗糙的，但却得到林老师的表扬，从此我的心中萌发了为祖国找矿藏的想法。今天我之所以从事天然气地质、地球化学研究，就是受林老师的影响。所以我仍怀念我的小学老师，好像当初他住在东门一带。

　　金：历史上有伯乐识千里马的典故。我想，林老师不是伯乐也是育马人啊。人的一生中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一生的荣幸。您还时常怀念当年的学生生活吗？

　　戴：是啊。我在中学时，兴趣比较广泛，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伟大的文豪鲁迅、卓越的考古学家夏鼐和著名的化学家唐敖庆都曾是我心中的偶像。而李四光的《谈谈风水》、《褶皱》等地质科普书，我在读初二时就特别感兴趣。温州没有《褶皱》书中说的沉积岩，只有火山岩，我理解不了，但还是把书啃了下来。高中时，一首《勘探队之歌》，对我的影响很大，“是那山谷的风吹动了我们的红旗，是那狂暴的雨洗刷了我们的帐篷……”地质队员为祖国献身的激情、为科学拼搏的精神和为理想吃苦的毅力强烈感染了我，使我最终选择了探索地球奥秘、寻找祖国宝藏的地质专业。不仅如此，当时我们班50多名同学，在我的影响和鼓动下，有7名报考了地质专业，其中南京大学4名，北京地质学院2名，长春地质学院1名。他们都把祖国利益放在第一位，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把青春献给祖国。

　　院士的情怀

　　金：那是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只有经历那个时代的人才能体会当时的激情和追求。如今报考地质专业的大学生不多了，原因就是读地质专业毕业后工作艰苦，风餐露宿，四海为家。那么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戴：我还是不后悔当年的选择。其实现在读地质专业不会很苦的，与我们那时是不可同日而语。当年新中国第一代地质勘探科技人员和石油工人，白手起家，是很艰苦的。如今我们的石油工业是赢利大户，今日大庆油田的“干打垒”不见了，油田都变成了现代化城市。还有克拉玛依、塔里木油田的高楼大厦不会比温州差多少。

　　现在一些学生和家长，只想把子女读了大学之后留在大城市，不愿在小城市或油田工作，其实不见得是上策。目前大学毕业就业难，而读地质专业的就业就很容易，如西北地区还可达到百分之百。这是读地质专业的优势啊。

　　还有，现在旅游者日益增多，但不少人是走马观花，要直至认识世界、知晓山水成因奥秘的才是高级旅行者。但必须要具有地质知识，如根据岩石中某种矿物就能测识其年龄；根据化石的种群可解读出化石原生物是生活在无垠广阔的海洋里，或是在陆地上、平原区、沼泽或高山峻岭里，当时古地理景观与气候潮湿或干燥等等。学地学专业者独享着全面解读旅游中的有关悬问，这是学其他专业者难以享受的。

　　金：您与当年一样还在鼓动我们的高中毕业生积极报考地质专业，成为石油天然气勘探队伍中的一员？

　　戴：是啊，我多么希望年轻人前仆后继，继承我们的事业，为祖国打开地球奥秘，为人类寻找能源。简介：戴金星，1935年3月出生在瑞安白门霞川村（今属瓯海区丽岙镇）。1961年南京大学毕业，现任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主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科协常委、中国石油学会理事、中国地质学会地史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南京大学、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石油大学等十所大学兼职教授，天然气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开发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石油勘探与开发》、《天然气地球科学》主编，《石油学报》编委会主任、《中国科学D》等11种地质杂志编委。199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科研：戴金星长期从事天然气地质和天然气地球化学研究工作，1983~1998年连续四次担任国家天然气重点科技项目首席科学家（项目长），是我国天然气学科的主要带头人。他在建立和发展中国煤成气理论、开辟煤成气勘探新领域、鉴别各类天然气理论、大中型气田形成和控制条件、无机成因气及其气藏形成条件和有利天然气区预测等方面作出重要的贡献，是公认的中国天然气权威。

　　著作：他在中英美等国发表论文220多篇，先后出版《天然气地质学概论》、《中国天然气地质学》（卷一、卷二）、《中国东部无机成因气及其气藏形成条件》、《中国大中型天然气田形成条件与分布规律》、《天然气地质研究新进展》和《中国天然气的聚集区带》等24部专著。1986年、1991年、1996年三次获得国家科技攻关先进个人奖。1987年、1997年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先后多次获部级科技进步一、二等奖。2001年获得何梁何基金科技进步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