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瑞金:让温州人知道天下 温州学人对话录 2006年08月3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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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周瑞金著名报人博士生导师(简称周)
皇甫平就是周瑞金 1991年春天,上海《解放日报》连续发表了《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等四篇文章。 文章阐述了坚持改革开放的基调,传达了邓小平在上海关于改革开放的讲话精神,因此引起了全国上下的高度关注,震动了海内外,并为全国第二次思想解放大讨论掀开了序幕。这些文章的署名是皇甫平。 今年春节后,皇甫平又发表了评论《改革不可动摇》,又一次引起海内外的关注与猜测。人们称皇甫平为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先锋,于改革的关键时刻,发出发聋振聩的声音。所以,皇甫平的评论又一次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那么皇甫平是谁呢? 他就是从温州走出的新闻界老前辈周瑞金。 上海影城附近真锅咖啡馆。 周瑞金约我在这里见面,他说这里是他每次接受中外媒体采访的地点。 周先生的双鬓已染上花白,眼镜后面的眼睛仍是炯炯有神,看上去精神可好了。这似乎可以表明,他忙碌是忙碌了一点,生活仍很充实,不像有的人一旦退休就无所事事,百无聊赖。他是位肩挑道义学问的学人。 在温州与他通话时,我们谈到《温州学人对话录》专栏,他告诉我,办专栏也要让温州人知道天下。此话给了我许多的启示,今天的采访,就是要挖掘一点温州人想知道的天下事。 金:您《改革不可动摇》这一系列文章鲜明地指出了国内出现一股否定改革、反对改革思潮,全面分析了当前国企改革、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住房改革中的问题,提出改革中的问题要在深化改革中解决的论点,阐述了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突破口,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在全国引起很大的震动,令人关注。这与15年前的皇甫平系列文章出台的大环境好像有点不一样,您能说说发表这一系列文章的背景吗? 周:去年,在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一些社会人士联名向中央上书,要求撤销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使我联想到上世纪90年代几个“万言书”。这些“万言书”一脉相承,都是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反对改革。有的还以个案来轻率否定国企的全部改革,导致个别人在媒体上掀起一股攻击、丑化为改革作贡献的我国经济学家的波浪。如此种种现象,早已令我心存忧虑,似乎又回到了几年前那一场“改革姓社姓资”的争论。就在这种情况下,我提笔撰写了《改革不可动摇》一文。要说背景,这就是背景吧! 文章发表后,中央主管思想宣传工作的领导同志来到上海,了解了文章发表的背景与动机,当场肯定了它的积极意义。3月初,在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上海代表团发表了关于要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重要讲话,温家宝总理也鲜明表示,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知难不难、知难而上。接着,《人民日报》和《求是》杂志分别发表了关于坚持改革开放的评论文章,全面阐述了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的精神。我们应当把改革的共识凝聚到胡锦涛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上来,坚持改革开放方向毫不动摇。胡总书记的讲话为这场改革大讨论作了结论,我们不能再争论了。 金: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伟大创新。您的文章引起上下广泛关注,也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充分肯定,这说明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社会和一切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大得民心、合乎民意的。请问您写有关改革问题的文章总是喜欢用皇甫平署名,这个名字有什么特别涵义吗,是不是与“黄浦江评论”的谐音有关? 周:1991年2月15日,辛未羊年的第一天,《解放日报》头版醒目位置以署名皇甫平的评论文章,这是“皇甫平文章”的开篇,题目是《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此文冲破了全国对改革开放欲言又止的压抑与沉闷,以激昂的声调为改革呼喊。当时,在上海引起极大震动,并开始向全国蔓延。 《解放日报》打响第一炮后,大约每隔半个多月,仍然署名皇甫平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先后刊发。皇甫平的名字随着这四篇文章的轰动效应,名扬海内外,并引起极度关注与猜测。“皇甫平何许人也?”一时成了街谈巷议。 当时,我作为解放日报社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对这一组皇甫平文章进行策划、主笔,邀集了本报评论部凌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施芝鸿处长参与。 为什么要取“皇甫平”这个笔名?许多人把“皇甫平”解释为“黄浦江评论”的谐音,这并没错,但又不仅仅是这个意思。从更深层的意思来说,这个“皇”字,按照我家乡平阳的闽南话读音,与“奉”字谐音;这个“甫”字,不念“浦”,而念“辅”。我选这个“甫”,就是寓“辅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辅佐邓小平,这就是“皇甫平”笔名的深层涵义。 历经二次改革争论 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解释。同时从中也感受到一种使命感,坚持改革开放是解决前进道路上所有矛盾和问题的唯一途径。这么些年来,由于人们的出发点不同,对改革的认识也有差异,听说已经发生三次争论,而您两次都成了中心人物,对此您有何想法? 周:是啊,是改革的大潮把我推到了风口浪尖,但我觉得义不容辞,责无旁贷。改革的不同认识,我们经历过三次。我是后两次直接参与其中了。 第一次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具体是从1980年到1984年,一直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统一了认识。这段时间我们得出了一个共同结论:中国的改革,要建立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第二次是从1989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统一了大家的认识。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新提法,这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重大进展。“八九风波”以后,有人批判这句话,后来小平同志出来表态说,“十三大决议一个字都不能改,我看不出这个口号有什么错”。他又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不在于是实行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1年春节,他到上海的讲话就更明确了。所以十五年前以“皇甫平”署名发表的文章,实际上主要是宣传了邓小平市场经济改革思想。我参与了。 从2004年以来进行的是第三次。这次是由市场化改革中产生了新问题、新矛盾引起的,和十五年前有很多不同。十五年前的文章主要涉及当时意识形态的问题,也就是围绕着市场经济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而展开。因为当时强调反“和平演变”,国内国际都面临着很多政治风波,把“市场化”、“私有化”列为两大“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罪名。所以搞市场经济被说成是要“走资本主义道路”;而现在这次虽然也有意识形态的成分,但主要表现出来的却是以民生问题为主,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三大改革中产生的问题以及国有资产流失、贫富差距过大等,这些问题主要涉及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是以意识形态为主。 改革出现的新问题 金:正如您说的,第二次涉及当时意识形态的问题,第三次主要表现在民生问题为主。这就是说,如今我们在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比如关乎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因此有人对改革产生怀疑和抵触情绪,这正如温州人说的“猪母娘死了怨糠,”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您说是吗? 周:是的。改革走到这一步,出现了房价高、看病贵、教育乱收费、贫富差距拉大等新矛盾、新问题。我认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今天之所以出现一系列问题,主要是少了政治体制改革、法律体制改革的配套、相随,不是市场经济引发问题,而是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够深刻、不够全面、不够完整的问题。 走市场化改革道路,住房、教育、医疗等改革势在必行,而且取得应该肯定的进展与成果。如教育方面,在校大学生现在是每年2000万人,过去才1000万人;住房也有改善,人均面积由过去的几平方米增加到现今的一二十平方米。 现在的问题是,应该按照人们收入的层次,首先保证人人有房住,但不是人人都住产权房、好房子。现在大家都要买房,甚至有些大学生一毕业就要买房,这种消费需求远远超过目前社会的发展阶段,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也是不可能的。 再者,政府建设廉租房满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如果做得好就能够平息房价高的意见,满足大家需求。再比如教育,现在的关键是义务教育投资没到位。现状是义务教育经费大部分摊给地方财政,而不少地方财政特别是基层连发工资都有困难,哪里付得了教育费用?因此拖欠教师工资,向农民摊派,使得贫穷孩子上学更难。 还有,我们现在的公费医疗收费很高,这就违背了社会公约,公营医院主要服务对象应该是普通老百姓,收费就该便宜,要不然,看病难的问题永远解决不了。 不过,我不是主张要回到计划经济年代去,现在情况变了,民众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大大提高了。今天,恰恰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深化改革,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社会公共品的需求。 周瑞金就是我本人 金:您主张从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品的需求入手解决新矛盾、新问题是颇有见地的,我想这对于政府管理功能和体制功能的要求是很高的吧。您作为一位专家,认真地思考中国改革问题,并且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我想请教您,从您切身体会来说,您觉得改革给了您直接的利益吗? 周:是的。我们都是改革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们就不可能有今天,应该说,改革开放给了我们许多实惠。你是知道的,我的老家在平阳腾蛟,我是位贫苦出身的农家子弟。从初中到大学我都是享受学校助学金,在温州中学读书时,我打了五年多的赤脚。因此,从学校到报社我都努力学习工作着。 四十多年的新闻生涯,从地方党报到中央党报,我一直从事新闻评论工作。由于职业培养成的政治敏感和社会责任感,平时我一直认真地思考问题,关注着中国改革和现代化建设问题。如果说过去我以“皇甫平”名义为改革开放鼓与呼,现在我退下来,作为一位学者,我就是周瑞金本人了,凭自己独立思考、独立负责,再写些文章,发挥一点微薄的作用。你也是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记者,我们都要紧跟时代,求真、求新、求切中时弊。老生常谈,少谈;人云亦云,不云。以天下为己任,为国家为社会呐喊,尽一份社会责任。这也就是我说的,让温州人知道天下事的涵义! 周瑞金,1939年10月生于平阳腾蛟。1957年毕业于温州中学,1962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分配到《解放日报》,历任评论员、评论部副主任、主任、副总编辑、党委书记。1993年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并兼任华东分社社长。现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1992年获国务院表彰为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学者,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他参与撰写和编辑的评论多篇作品获得全国好新闻、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其中就有“皇甫平系列评论”的代表作。 2001年他当选为上海生产力学会会长,2003年当选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他撰写的有关科学发展观的论文,获上海市社会科学界和全国生产力学会优秀论文奖。2003年出版专著《宁做痛苦的清醒者》,2004年出版新闻论文集《新闻改革新论》,2005年主编出版思想库文丛《用头行走》、《大道低》以及《编辑学》、《现代科技新成就》、《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读本》等,在知识界、读书界产生广泛影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