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延陵近照。陈莉莉摄

　　年轻时代的阮延陵

　　朱光潜给阮延陵的书信

　　阮延陵，又名阮延龄，1928年2月出生在瑞安莘塍，在温州中学读高中时，参加过学生运动，后赴浙南根据地参加浙南游击纵队，建国后在部队等处工作，后到温州图书馆古籍部工作，1980年离休，曾参与《汉语大词典》编写。他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始自学钻研美学，著作有《美的本相》，另一部《美学经纬》将于今年上半年出版。现为浙江省美学会会员、全国红楼梦学会会员。

　　先说个故事吧。

　　上世纪初，一位17岁在校住读的少年给当时已如日中天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写了一封信，述说自己虽然整天和许多同学在一起游玩，但仍然时时感到寂寞。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里尔克很快就回了信。他在信中说：“亲爱的先生，你要爱你的寂寞。”后来，这位少年从诗人的回信中得到启发，改变了生活态度，把寂寞看成是一件贵重的东西，时时小心呵护，他的人生也获得了成功。

　　这个故事给了我们启迪：寂寞对人并不总是坏事，如果能深入其中，更多一些耐心，更多一些倾听，我们的生活可能发生某些变化，会突然发现“寂寞”和精神上的默契，而且明白只有在寂寞中人才不会丢失自己，才能获得成熟所必须的时间和养份。

　　在我看来，阮延陵先生也是个与寂寞为伴的人，并在寂寞中孜孜不倦地探索美学。

　　阮延陵的个子不高，瘦瘦的，头发也花白了，特别是他的衣着不是很讲究，看上去就像个“穷书生”，简直有点寒酸。其实这是他不修边幅的生活习性。还有，时常见他用手帕揩眼睛，也许是他多年的眼疾吧。我对他一向很敬重，因为他对美学的追求精神，确实令人感动。

　　他家在沧河巷老图书馆的一楼，这是座民国初期的巴洛克建筑，曲曲的走廊，深深的庭院，有花有草，很幽静，可是已经很破旧了。阮先生告诉我，他就是在老屋的阶檐头写作的，因为阶前头光线好，内屋白天也要点灯。可是阶前头的那张书桌，几乎是用几块木板搭成的，真叫人难以想像他是怎么写作的。

　　可是，他却把一大摞的书稿递给我，说：“这是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美学经纬》打印稿。”我轻轻地翻阅着，书稿的插图中有一帧阮先生戎装的照片———一身上世纪五十年代解放军的装束，焕发着青春的活力和军人的英姿，与眼前的阮先生判若两人。我很惊讶，拿着照片与阮先生开始了今天的访谈。

　　金：阮先生我们相识那么多年，一直以为您是个做学问的文弱书生，怎么也参过军当过兵，在此以前怎么都没听说过，真是孤陋寡闻，今天我可要打听个究竟了。

　　阮：想不到我也是一介武夫吧，那可是历史的陈迹了，好汉不提当年勇嘛。不过，我作为一名浙南游击队员，还有点值得自豪。

　　金：这样说来，您可是经受过战火考验的老同志了吧。您怎么会投笔从戎的，您是否把这段经历说来听听？

　　阮：那要从我小时候说起。我的家庭是瑞安莘塍一个手工业之家，父亲从事雨伞骨制作，不识字，但会吟唱《千家诗》。读小学时，正值温州第二次沦陷，我曾模仿都德的《最后一课》写了习作《故乡沦陷记》，被当地选为语文辅助教材，从而使我更加喜欢文科。小学毕业后我就读温州中学，1947年高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翌年，我同金品芳同志从郭公山码头坐船去了浙南游击根据地，成了一位游击战士。在游击队里我负责管理枪支弹药、粮秣衣被等后勤工作，那可是个开心的日子。

　　金：那时，您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又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是很锻炼人的。不过在这样的环境里，即便您对美学很感兴趣也是无暇顾及的，那么您的美学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阮：回顾我学习美学的历程，始于何时就很难说清楚了。不过，读中学时，我受苏尔寿先生的影响，喜欢欧几里得《几何学》，使我初步了解数理的逻辑概念，这对我以后从事美学探索重视逻辑建构受益匪浅。另外，我从中学时代起，对音乐、文学、美术就很喜欢，音乐喜欢李叔同，文学喜欢丰子恺的散文，美术老师张明曹的抗战新木刻于我亦有深刻的影响。这些艺术学科都与美学有关。

　　金：那是个动荡的年代，您没有机会读大学，您的美学探索只能在没有围墙的自学大学里完成，这是很不容易的。我知道，美学是一门很深奥也很枯燥乏味的学科，甚至要啃黑格尔、康德等西方美学理论原著，这要花费很大精力和心血的，这过程是很寂寞的，您说是这样吗？

　　阮：是的。美学探索只能在寂寞中进行，但钻进去之后却并不寂寞，仿佛进入了百花园，落英纷飞，芳草遍地，美不胜收，但非下苦功不可。由于我外语几乎没有接触过，读外国美学原著有困难，所以读得更艰辛。

　　我的美学探索花的时间比较多的是在建国初期，那时随部队在乐清磐石、黄华一带做解放沿海岛屿的支前工作，这时读了许多美学家的书，如吕徵、朱光潜、王朝闻、蔡仪等的著作。尤其是朱光潜先生的《谈美》，书一打开便深深地把我吸引住了，后来再读他的《文艺心理学》。这是本纸质很差、纸面暗绿、字迹模糊难认的书，抗战时期重庆出版的，我却只用几个晚上就把它啃完了。

　　金：对于美的认识，各家有各家的解释，也就构成了各种流派。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的美不是做出来的，是自然的流露。有的现象看似偶然出现，其实是长期审美经验积累而成的，我是这样看待生活中的“美”的，就是所谓的审美观。不知您是如何理解“美”的？

　　阮：先说美是什么吧？在我看来，美是附着物质的精神，任何人不得占而私之，因为它是一种精神。我的美学观点是以审美主体的“情气”为坐标，可归为“见人见心见我见情”的主体论美学。按物为人镜，人为我镜，我为心镜；心为亿万镜，方寸之内，森罗万象；万象归一，是谓道，心灵的最深处，也是宇宙人生的最深层。打个比方，我看见一朵茶花，吸引了我，这时的茶花就成了我的化身，离开人没有

　　您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开始就在市图书馆古籍部工作直到1980年离休，市图书馆这样的工作环境对您的美学探索应该起很大的作用吧？

　　阮：我的美学探索是业余的，大都是夜深人静，躺在床上进行思考的。那时古籍部人手少，只有梅冷生先生与我，梅先生又年迈体弱，我对古籍的业务也生疏，时常手忙脚乱，穷于应付。1964年5月，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到市图书馆视察，我们只得把在雪山养病的梅先生请下来，将馆藏的孤本、珍本找出，供郭沫若考证。“文革”中保护古籍的任务很重，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温州市图书馆二百多部善本、孤本图书没有受到丝毫损失，这是不幸中的大幸。

　　只是由于我生性懒惰，没有用功，所以美学探索也没有多大成果。

　　金：那不能这么说吧。俗话说，不以成败论英雄。虽然以世俗的眼光来看您的成就并不显赫，但是您却一直苦苦地探索美学，真是“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我想，我们应该也将像您一类的学者作为我们专栏的访谈对象之一。人世间有硕果累累的成功者，更有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他们为温州文化不求收获地耕耘着，同样是我们城市的文化英雄。其实这么做更是不容易的。因为做学问并不是件轻松简单的事情。记得去年夏天我在采访南戏专家胡雪冈先生时谈到了学者出书难，其中谈到了您的例子，那篇文章您看到了吗？是不是这样的？

　　阮：是的。那是1998年，正好我70岁，以民间习俗该做“生寿坟”了，子女也有这样的打算。可是我想，几十年探索美学，也该将自己的美学文稿整理结集出版，于是将做“生寿坟”的钱，出了一本《美的本相》。我说，“坟（文）就在书中”。的确，现在学者出书实在很难啊。

　　金：是的，出一本学术著作不容易。记得《美的本相》您曾送给我一本。现在回想起来，您仅相隔七八年之后又出新书，也算是不错了。

　　阮：没有啊。近年来，我翻阅《美的本相》，觉得很不满意，最后决定推倒重来。因此即将由西泠印社出版社出版的《美学经纬》是在《美的本相》基础上重新撰写的，文字也增加到38万字，希望我的新作得到读者的喜爱。在此，请你替我转达对支持赞助这本书出版的同志表示感谢。除署名外，图片均由阮延陵提供。美，茶花就是我的借体，是谓借体论，乃我的美学原始资本。从具象的茶花到心象的我，到深层的道，形成一个审美的流程。这个流程是我从朱光潜先生的美学深层中悟出来的。

　　金：说起朱光潜先生，他的《西方美学史》对我们这代人影响很大，他可是美学大家啊。我曾得知，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中国美学界爆发了“美学大论战”，历时五六年之久，发表文章过百篇。当时朱先生成了众矢之的，被称为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美学，当下美学界也形成了三大学派，即“朱光潜派”、“蔡仪派”与“李泽厚派”。当时您是如何看待这场争论的？

　　阮：这场争论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历史记忆。当时我是为朱光潜先生抱不平的，其中还有高尔泰、吕滢等先生，我也赞同他们观点的。但当时我还只是个“旁观者”,虽自居“美学法官”，可没有开口说话，仅在心中进行辨别评判。不过，此时我也默默地将自己挂在朱先生名下，以他为导师。以后，确还得到朱先生的直接教诲。

　　金：是吗，在那场论争中，您成了“朱光潜派”，后来又得益于朱光潜先生的直接教诲，这是怎么回事，您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其中的经过好吗？

　　阮：我与朱先生原先并不相识，只是偶然的机缘有幸得遇，但我的得遇，亦止于文字。由于种种原因，我一直不敢将自己的一些看法写信告诉他，直至1978年秋天，我鼓起勇气写信给他。信写好装封时，还不知该投哪里。所以，第一封信是请《光明日报》转交的。想不到的是，不到半个月，朱先生就亲笔给我回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称自己是“香山一老妪”。不久，我又接到先生去昆明参加全国美学会议回京的来信，随信还给我寄来新版的著作，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鞭策。

　　金：越是大学问家越是谦虚，越平易近人，倒是那些“半桶水”的，貌似高深，不可一世，正败露了自己的无知。朱先生自谦如同听白居易（号香山）念诗的老妪，实为难得。朱先生是美学界权威，德高望重，社会活动很多，他与您的通信正体现他诲人不倦的精神。那么您的通信坚持了多少时间呢，与您谈了一些什么问题？

　　阮：坚持2年多时间，我总共收到他6封信，大约三、四个月一封，最后一封信是先生的夫人奚今吾回的，称朱先生身体有恙，不能作答。没有多少时间，我从上海《文汇报》上得知，先生已与世长辞。我因未曾拜见先生亲耳聆听教诲，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先生做学问的功夫是很深的，他在寄给我的一份手校黑格尔《美学》译序（打印本）中提到《弗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译名，“终结”一词，中译本曾因俄译以讹传讹，经过各种文本的比较，发现此词有“段落”而无“终结”的意思。先生的这种认真态度深深教育了我。还有先生提出的著名命题：“花是红的”与“花是美的”不是一回事的观点，很有价值。其实，从“花是红的”到“花是美的”，中间有个转化———一个物（甲）到心再到物（乙）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方法论上为当代美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门径，为解决一系列的美学问题，特别是心物之争，提供了很好的线索。

　　金：真是高山仰止啊。您的一席话也让我们进一步认识了朱光潜先生。做学问确实要像朱先生那样狠下苦功夫，并做到句斟字酌，反复推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