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启雄在家中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摄影：陈莉莉

　　采访对象：徐启雄 著名工笔画家 （以下简称徐）

　　特约主持：金辉（以下简称金）

　　浙江画家中

　　首位

　　全国政协委员

　　在温州，在浙江，乃至在全国的文艺界，有几人能像他那样获取如此成就和殊荣：

　　在他创作的600多幅绘画作品中，参加全国性美展27次，7次荣获全国性美展的金奖、银奖和荣誉奖，其中2 次蝉联全国美展的最高奖。他参加省级美展38次，20多次获得省市美展金奖、银奖、大奖和优秀奖。他有19件作品参加过36次国际性美展。

　　他创作的中国第一幅以现代女性为题材的工笔人物画《苗寨新嫁娘》引起轰动,《人民画报》等30多家报刊竞相刊登。1993年他创作的《决战之前》被中国美术馆馆藏，是自宋代以来九个世纪62件具有代表性的“特展精品”之一。

　　他的艺术成就多次被《美术》、《人民画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月刊》、《中国文化报》、香港《美术家》、《东方日报》等报刊评论。著名美术评论家黄苗子、马克、夏硕琦和漫画家华君武、著名画家吴冠中、程十发等撰文高度赞扬他的作品，称他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工笔画领军人物,是“中国现代美人画的奠基人”、“现代风情画的先行者”、“现代抒情画的先声”,为发展和繁荣当代新工笔画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因此，他被中共中央列为“在国内外有影响的非中共知名人士”之一，并提名为145名文艺界八届全国政协委员中的一位。据称，他是浙江省美术界继著名国画家黄宾虹于1955年被安排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之后唯一的一位画家中的全国政协委员。黄宾虹先生被选的当年，尚未参加全国政协会议就去世了，实际上他成了浙江省第一位参加全国政协的美术界人士。

　　他，就是从温州走出来的著名工笔画家徐启雄。

　　西子湖畔

　　工笔

　　创作西施

　　如今，徐启雄先生居住在美丽的西子湖畔。那是个环境很精致的住宅区，他在一楼，透过窗户，四周绿草茵茵，树阴的斑驳映照在玻璃上，像是一幅淡雅的水墨画。室内的装饰显示主人的审美格调，简约清雅。

　　徐先生在客厅里接待我们，客厅的墙壁上悬挂着他自己的作品，一溜儿排去，大小一样，都是形态各异的美女画，仿佛是展览大厅似的。

　　与徐启雄先生相识多年，我对他作品风格也早已耳熟能详。不过，是这次采访才使我真正读懂了他的作品的的艺术价值和历史地位。

　　在客厅里，我们欣赏了他刚刚绘作的《西施》样稿。光着小脚丫，手挽竹篮，一身村姑装束的西施，踩着卵石行走在溪水旁的小路上……楚楚动人，婀娜多姿，十分的美丽。而这体现了他追求的美的境界。他创作的《西施》与他的创作理念、创作对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

　　金：让您创作《西施》真是太好了。西施与王昭君、貂蝉、杨玉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其中西施居首，是美的化身和代名词，又是浙江人，我想您一定会成功的。听说这是省美术创作重大题材之一，是吗？

　　徐：是的。西施是2500年前的人物，尽管妇孺皆知，家喻户晓，可是可靠的资料几乎无处寻找，不像王昭君、貂蝉、杨玉环还有书籍可查。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曾经创作过《西施》，这次列入省重大创作题材，很难画，我对西施浣的“纱”到底是线状还是片状就研究了两个来月。目前已经拿出两张样稿，你刚才看到的仅是一张造像稿，仍为未定稿，还要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金：创作工笔人物是您的绝招，再加上西施的美丽，您的《西施》定将是美丽的。我也是先知道您的作品再认识您的，所以与许多读者一样，我对您从北京回到温州，又从温州去了杭州的经历和原因不是很清楚。听说，您个人的这段经历折射出了中国文化界的一段历史，这段经历同时又体现了您创作现代人物工笔画的追求历程。您能对我们说说吗？

　　画家从温州

　　街头书摊

　　起步

　　徐：这个问题是有许多人要问的。那要从我小时候说起。

　　我的父亲原来是东门长春酱园的账房先生，抗战时失业在家，家庭贫寒。但七八岁时我却迷上绘画，特别喜欢连环画，常常到街头的书摊租借连环画看。如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叶浅予的《王先生与小陈》、赵宏本、钱笑呆的连环画都是这时看到的。

　　我先在东南小学读了二年，后来转学考上当时以美术启蒙教育著称的三希小学。实际上我同时还考上南门头的赞善小学，而且是公费，三希小学校长王晓梅先生得知后，要我给他当场作画，他看了我画的《孙悟空》、《放风筝》后，也就同意我公费进三希，因此，我是很感激王晓梅先生的。他可是培养我成长的第一位园丁。

　　金：三希小学是当年温州叶氏希禹、希黎、希贤三兄弟创办的，王晓梅自1940年起任校长，达16年之久。著名画家刘旦宅也是王晓梅发现、培养的。您是继刘旦宅之后他培育的又一著名画家。王先生在温州教育史上有功绩的。

　　徐：还有一位。如果说王晓梅是我美术人生启蒙的第一位园丁，那么陈垂平就是我艺术人生的第一位引路人。我小学毕业后就失学了，1951年，一个偶然机会，我参加了陈垂平先生创办的设在公园路露天照相馆的二楼绘画学习会。陈先生看了我的习作，得知我家庭困难，不仅减免学费，还常对我进行个别辅导。他对我的影响可是终生的。我就是在陈先生的培育下走上美术道路的。

　　学会了人物造型就想试绘画创作，记得抗美援朝时，我第一次在《温州日报》上发表《志愿军抓俘虏》连环画，就是在绘画会学习之后的成果。一天，我从报纸上看到一篇志愿军抓俘虏的报道，于是在脑海中连续浮现了几张连环画的画面，并迅速地画了出来，还想到投稿发表。

　　我忐忑不安地来到温州日报社门口，不知把稿件投到哪里。是传达室里的一位老伯伯问我找谁，我说了原委，他说自己会转给美术编辑的。想不到第五天，六张连环画见报了。

　　金：陈垂平先生在温州近代美术教育史上是位重要人物，可以说是温州现代美术的教育的先驱，他对温州美术的贡献名垂青史。接着说您吧，那您后来又是如何离开温州的？

 

　　中国现代

　　美人画的

　　奠基人

　　徐：我的连环画在《温州日报》上发表，对报社来说是正常的发稿小事，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影响人生的大事。

　　我从中发现绘画并不神秘，从而大大增强了自信心。于是，我借着第一次成功的启发，又创作了一幅《打败美国侵略者》的宣传画，与绘画学习会的同学王明中一起来到五马街“华大利”外，用楼梯在一堵空白墙壁上进行放大描绘，从而吸引了众多的过路人。说来也巧，就在这围观的人群中有两位穿军装的人。他们是温州军分区文工队的团长和指导员。后来，他们托绘画学习会的教师陈贯时来征求我们是否愿意参军。我们喜出望外。很快，就穿上军装，开始了舞台美术工作。

　　1952年春，文工队离温参加浙江省军区的文工团集训和整顿。在兰溪经过半年多集训后，我奉调至上海解放军第五第六建筑工程师联合政治部宣传部当了美术创作员。

　　不久，因我创作的一组72幅连环画《李焕文》在中央建筑工程部主办的《建设报》上刊出两个整版,几天后又被紧急调往北京《建设报》当了美编。

　　1955年，上级鼓励在职青年报考大学，我考上了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在中央美院,著名画家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刘凌沧等成了我的老师。我也就在他们的鼓励下选择了以现代劳动妇女为题材的工笔人物画为主攻方向。

　　毕业作品《山林的早晨》、《下战表》是确定目标后的初始实践,一经面世,想不到得到好评。毕业时我被著名画家华君武指名到《人民日报》文艺部当美编。

　　翌年，我的《苗寨新嫁娘》发表，引得美术界一片叫好，我也始料不及。邓拓在《北京晚报》撰文称赞《苗寨新嫁娘》“看上去很突出生动,不但面部轮廓画得好,眼睛很有神,头发及其他部分也都有丰富的实感”。

　　接着《苗寨新嫁娘》和《壮家姐妹》被中国美术馆收藏。

　　金：上世纪60年代初,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新中国第一本大型画集《1949-1959中国画选》,入选者全是当时中国画坛的名家，如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潘天寿、傅抱石、李可染、吴作人、叶浅予等,您的《山林的早晨》也入选。我就是从这本画集知道您的。您进入《人民日报》后更是佳作迭出，名扬四海，可您后来又回到了温州，是不是与当时的政治运动有关？

　　徐：是的。尽管我的工笔人物画表现的是劳动妇女的形象，但仍与当时的政治环境不相容。那时文艺界教条主义者认为，表现女性美不利于文艺为阶级斗争、为政治服务的方针，甚至还有人说“美”或“女性美”也有一个“阶级属性”的问题。显然，我是踏进了“雷区”。可是，我仍我行我素，执著地追求“四美”，即形象美、抒情美、形式美和色彩美，邓拓同志很喜爱我的作品，他的办公桌的玻璃板下就有我的作品。可是好景不长，1964年春天，政治风云突变，率先在人民日报刮起的“文艺整风”就把我从北京调回了温州。

　　金：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人性被扭曲了，人性美被埋没了，而您创作的劳动妇女形象却表现了人性美，引起人们的赞赏与共鸣。这如同寒冬里的报春花，率先报道了春天的信息。您的工笔人物画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作了尝试，大胆地表现人性美，就是一束耀眼的报春花。

　　徐：我在艺术上追求美，当时没有想到这会犯错。没有料到要为美的追求付出惨重代价！更没有想到最终被批判后调离《人民日报》和离开北京，原因只是我艺术创作反映了人性的美。

　　“文革”后，我国文艺界迎来了春天，我的艺术创作也迎来了春天，我更会珍惜未来的大好时光，只要还能作画，仍希望不断有新作问世。

　　徐启雄，1934年7月9日出生于温州，自幼酷爱绘画，曾在东南小学和三希小学就读，后因家庭贫寒无法继续升学，去参加温州美术教育先驱陈垂平先生创办的绘画学习会学习。建国初期，他在温州参军当文艺兵，1955年从北京考取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本科，1960年毕业后分配《人民日报》任美术编辑。

　　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因违背文艺政策”被批判后回到温州，曾任市工艺美术研究所画师，“四人帮”粉碎后调浙江画院。徐启雄擅长国画工笔人物，以表现现代民族、民间劳动妇女的美而著名，名扬海内外。现任浙江画院专业画家，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笔画学会常务副会长，全国首位国画家中的“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采访对象：徐桂芳 西安交通大学前数学系主任

　　数学家（以下简称徐）

　　特约主持：金辉（以下简称金）

　　温州学人对话录

　　数学家之乡的寿星

　　温州素有“数学家之乡”的美誉。一批数学巨子灿若明星，闪耀在国内外的数坛上。他们以自己的学术成就塑造了温州人的形象。姜立夫、苏步青、李锐夫，三位数学界前辈誉满中外，众所周知。而喝着瓯江水长大的徐桂芳、谷超豪、方德植、白正国和杨忠道等，分别担任过西安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数学系主任。“台湾清华大学”前校长，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麻省理工大学研究员徐贤修；美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员、加州大学等校数学教授樊畿；浙江大学数学系教授徐贤议；厦门大学数学系教授、著名数学家陈景润的老师张鸣镛；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张鸣华；北京师范大学前校长陆善镇；浙江省数学理事会会长王兴华和干丹岩教授等也都是从温州走出来的数学家。

　　他的名字在闪耀

　　在众多明星闪烁的数学家群体中，徐桂芳先生是他们当中目前健在的年龄最高的长者，今年已经95岁，人称温籍数学家中的老寿星。

　　1月19日下午，温州市文化界上百人在市图书馆举行梅冷生先生纪念会，他们手捧刚刚出版的《梅冷生集》，缅怀这位为保护温州地方文献作出杰出贡献的地方先贤。纪念会上令人注目的是，市民革老主委、97岁高龄的王思本和著名数学家95岁的徐桂芳老先生也来了。在亲属的搀扶下，徐桂芳缓缓地来到主席台坐下。我当即找到陪他与会的女儿徐玉兰，并将采访的意图告诉了她。她很支持，只是担心父亲年事已高，手头又没有相关的资料，不知能否完成采访。

　　过了几天，当我们找到徐家的时候，他还在午睡，是保姆将他叫醒，帮他穿好衣服的。他的个子不高，脸色在白发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红润，皮肤也很有光泽。当我把名片递上，他吃力地把眼睛贴近，然后摇摇头告诉我们他的眼睛有白内障，看不清楚。那天，他穿着一件酱红色的无袖羽绒衣，里面是深蓝的羊毛衫，下面是卡其老灰的长裤，看起来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他对于我们的到来很感兴趣，满脸笑容，那慈祥的笑容带有稚童的单纯，又有着秋山上秋树秋枝秋花般的灿烂。保姆告诉我说，老公公今天心情好像格外好，平时她与他交谈要用零食哄他的，今天兴致可高了。

　　俗话说，嫩也小孩，老了也小孩。徐先生毕竟是耄耋老人了，思维的连贯当然不如年轻时。

　　他从小就喜爱数学

　　金：那天下午，下着好大的雨，可您这位老寿星仍还出席梅冷生先生纪念会，真是难得。幸亏这个纪念会，我才知道您在温州。在此之前，以为您一直在西安居住呢。据我所知，那天参加纪念会的老人还有97岁的王思本先生。他是梅冷生先生生前的忘年之交，关系甚密，梅先生时常找王先生商讨温州地方文献保护的事宜。您与梅先生也是忘年之交吗？

　　徐：梅冷生先生是温州文化界德高望重的硕学之士，他出生入死保护温州地方先哲文存，难能可贵，我一直对他很敬重，但我与梅先生没有多少的交往。他是我父亲的老朋友，我也视他为父辈。听说，当年家父与梅先生交往还算密切的。梅先生的长子梅之芳是我的连襟，之芳的夫人陈绮云是我夫人陈素云的亲妹妹，两家的联系是很紧密的。所以，出席梅先生纪念会理所当然，那怕落铁也会去的，何况是下雨呢。

　　金：我发现你们老前辈，特别注重情谊，比我们年轻人要讲究。温州历史上就是个小城，人们的交往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甚至包括婚姻在内，讲究门当户对，导致择偶的范围不是很大。您看，梅家与徐家又成了亲戚。这是那个时代的习俗。那么令尊当年也是读书人吗？

　　徐：我的祖上也算书香门第，殷实人家。家父徐仲英曾经是清朝的贡生，比秀才要高一个档次，可见当年他也是读过书的。可是他一生没有什么事业做成，还吸过鸦片，只是拥有一批朋友。我的大学是我自己努力考取的。18岁时，我从上海大厦大学附中毕业，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同时也考上浙江大学土木工程系，我征求朋友的意见，选择了交通大学。这在当时也是很不容易的，记得好像招收学生不多。

　　金：是的，听上辈人说，清末民初时，温州一些地方若有人考上大学的要戴大红花、骑白马到街上溜一圈的，这也可说明考上大学确实是比较难的。那您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数学专业是从小喜欢数学而选定呢，还是后来受到谁的指点？

　　徐：我从小就喜欢数学，这是个性使然。不过，我在上海大厦大学附中读高中时遇到了一个好老师，他是乐清人，名字叫臧渭英，他教我们数学。因为是同乡，他对我特别照顾，时常介绍一些数学课外书给我看，受益匪浅，同时是他要我去报考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的。他的弟弟臧渭云教我们物理。我是高中毕业的那年结婚的，因此我读大学时已经有一个儿子。1937年，当我大学毕业时，抗日战争爆发，上海交通大学西迁重庆,校址设于沙磁区沙坪坝松林坡，我则回到了温州。因此，我的大学毕业文凭只有英文的而没有中文的。

　　金：当年兵荒马乱的，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吗？

　　徐：那时战乱，经济萧条，民不聊生，确实很困难。回到温州后，我是先到茶山一户人家，当了一个多月的家庭教师后，就与蔡孔耀、叶献文、方恭敏、项公博、吴秉金和周臣在温州七星殿办起了“浙南学园”。这是当年温州初中补习学校。其他几人家庭状况比较好，不拿薪水，我是领到了薪水。后来，日本侵略者进犯温州，学校无法维持下去。

　　他是谷超豪的老师

　　金：听说您曾在温州中学任数学老师，是这样的吗？

　　徐：是的。不仅在温州中学，还到温州师范学校教过书。事情是这样的，1939年，因战乱英士大学迁到了丽水，我在英士大学任职的同时还在处州中学（今丽水中学）、碧湖杭高（杭州高中当时迁到丽水碧湖）两所中学兼职。1942年暑假，我们回到温州后，日本人已经到达丽水，英士大学也已经去向不明，我经人介绍在龙泉的浙江大学分校谋到一职。1944年又是暑假，温州第三次沦陷，我又回不去，只得逃难到仙岩，后得知陈荩民先生在泰顺百丈口北洋工学院任院长。陈荩民先生是著名数学家，台州人，在英士大学时我是他的助教，北洋工学院是从英士大学工学院分出来的。我与他联系后，就到百丈口任职。不久，王季思还介绍我到泰顺莒江的温州师范学校兼职，另外当时温州中学迁到了江口，我也去兼职。这三处学校在泰顺境内几乎是三角等距离，都是十来公里。我每次都是翻山越岭来回地走教。

　　所以，在一次的数学学术会议上，我与谷超豪及夫人胡和生相逢，谷先生对胡和生说：“徐先生是我的中学老师。”大概是指他那时在江口温州中学读书时的情景，其实我也不知道那时他是我的学生。

　　金：您的这些史料很有价值，使我也增加了见识。您是什么时候又回到上海交通大学的？

　　徐：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投降，抗战胜利，我们可高兴了。于是我们从莒江乘竹排沿飞云江回到了温州，全家相拥欢庆，还在自家后屋的阳台上放鞭炮欢庆。只有经历过兵荒马乱之苦的人才能体会和平的难得。我们那代人经受的苦难真是太多太多了。1946年，上海交通大学来函邀请我去任教，从此，我开始了真正的数学研究道路。1956年7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上海交通大学内迁西安，留下起重运输和机车车辆专业在上海，后来西安和上海分别独立建校，成立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我随校来到了西安，直到1985年退休。

　　他翻译了《积分表》

　　金：您能说说您的学术成果吗？

　　徐：说起来惭愧，我的一生中只写过一篇有影响的论文，那是1937年上海交通大学毕业时写的毕业论文《数论》，发表在《中国杂志》上。主要是对鲍尔定理的扩充，有一定的反响。1952年我编译了《积分表》，过了四年之后正式出版，成了大学基本工具书之一。后来我出版了《高等数学》和《纯幻方的构造远离和方法》等著作。

　　金：您说自己的学术成果总是那么轻描淡写。您所研究的幻方是不是就叫魔方？几年前，我们都玩过的，是一个方块，不断地旋转进行组合排列。您研究的就是这种构造吗？

　　徐：是的。幻方是具有独特形式的填数字问题，它体现了数学的一种和谐美，是数学游戏。传说在夏禹时代，大禹治水来到洛水，有一天水里浮出一只大乌龟，龟背上刻着一个十分奇特的图案，后人称它为“洛书”。

　　“洛书”所画的图形中，一共有45个圆圈和黑点用数字“翻译”出来，恰好是1~9九个数字。这9个数字按照一定的规律排列，就得到了一个有9个自然数构成的数字图，这就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幻方，我国古人把它叫做“九宫图”。

　　“洛书”所表示的幻方是在3×3的方格子里（即三行三列），按一定的要求填上1~9这九个数，使每行、每列、两条对角线上各自三数之和相等。这样的3×3的幻方称为三阶幻方。我在《纯幻方的构造远离和方法》中提出，猜想2(2n+1)阶方阵不存在纯幻方的观点。

　　金：温州素称“数学家之乡”，您是目前健在的数学家中年龄最大的老寿星，我市在几年前启动了“数学家摇篮”工程，您对此有话要说吗？

　　徐：温州地处东南沿海，得山水之灵气。温州人的勤奋好学和艰苦努力蔚然成风，同时也有一批乡贤大力提倡数学，因此温州出了这么多的数学家。长江后浪推前浪，温州的“数学家摇篮”工程是能取得成效的，希望莘莘学子发扬前辈严谨踏实、刻苦勤奋的钻研精神，全社会营造数学的文化氛围，点燃青少年学生热爱数学的激情，新一代的数学家定能辈出。

　　简介 　

　　徐桂芳，1912年9月8日出生在温州市区，12岁起在旧温属联立商科学校（今温州二中前身）读初中，后到上海大厦大学附中读高中，18岁时毕业考取上海交通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回到温州。

　　1946年徐桂芳受聘上海交通大学，1956年随上海交大部分专业迁往西安，曾任西安交大校务委员会委员、数学系主任、陕西省数学会副理事长。 　

　　1985年退休后，任上海交大名誉教授、西安交大数学系名誉系主任、中国计算数学学会名誉理事。发表《数论》、计算方法文章多篇。主编有《高等数学》、《纯幻方的构造远离和方法》等学术著作。他1956年编译出版的《积分表》一直使用至今。

　

　　

　　曾衍霖简介

　　曾衍霖1927年9月出生在瑞安城区。

　　1946年从温州中学高中毕业后考取上海第一医学院，1961年从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生毕业，师从张昌绍教授，历任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研究员、学术委员会委员、卫生部药品评审委员会委员，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早年曾参加抗血吸虫病及疟疾的新药研发，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和上海重大科技成果奖。以后他主攻药物代谢及动力学，早在1963年曾衍霖就组建了中科院第一个专门的药物代谢课题组，成了我国最早开展药代研究的科学家之一。他曾担任国际药物代谢学会（ISSX）学术事务委员会及新药法规委员会的领导成员、中科院新药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新药研究与开发常务专家委员会委员等职。他还先后担任《中国临床药理学杂志》、《中国医药工业杂志》、《国外医学——合成药、生化药、制剂分册》、《中国新药杂志》等杂志编委。他在国内外专业刊物发表论文、论著近130篇。

　　叶永烈的表兄

　　著名温籍作家叶永烈在《我的人生笔记》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04年春节，表兄曾衍霖教授来访前，在电话中说要送给我一件“最珍贵的礼物”。他来了坐定之后，小心翼翼地从衣袋里取出一帧发黄的二寸照片。这是在温州一家名叫“吾友”的照相馆里拍摄的。虽说照片年代久远，可是却很清晰。这老照片上的小男孩是谁？连我也不认识。然而，看了照片背面用毛笔写的说明词，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我熟悉的父亲的笔迹。他写道“永烈周岁纪念”。原来，是我周岁时拍的照片！在这之前，我收藏的自己的最早的照片，是四岁时的照片。这一回，能够得到自己周岁时的照片，当然是“最珍贵的礼物”。表兄说，前些日子在家中整理旧照片，发现此照。表兄的母亲是我母亲的姐姐，这照片显然是我的父母当时送给我的姨父、姨母的。表兄又说，倘若不是姨爹(也就是我的父亲)在照片背后写上“永烈周岁纪念”，他认不出这小男孩是谁。

　　叶永烈的表兄曾衍霖是瑞安人，他也是我们要采访的对象。

　　今年年初，曾衍霖先生在电话里告诉我，他现在住在医院里，并很轻松地告诉我，他的住院是上海市政府关爱知识分子，是对一批做出贡献的科技人员特地进行的一次全面体检，没事。

　　于是，我如约在上海第六医院的干部病房找到了曾衍霖。当我们进来时，老人正坐在床边看资料，穿着病号服。见我们来了，他连忙起身，将椅子搬到门口让我们坐，自己就坐在了床上。曾衍霖满头白发，动作也有点迟缓了，毕竟是年逾八旬的耄耋老人了。他的个子不高也不矮，圆圆的脸，饱满的天庭，明亮的眼睛，看上去很温和，也很慈祥，颇有学者风度。

　　研发新药送“瘟神”

　　金：来上海之前，就听说您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了防治血吸虫病的新药研发，为江南农村送走“瘟神”尽过力。

　　对于血吸虫病我还有记忆，那时也是搞全民运动的，从上到下，人人参加。记得毛泽东曾经写下了两首七律《送瘟神》：“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山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至今不少人还能背诵。您还记得当年全民防治血吸虫病运动的情景吗？

　　曾：当然记得。血吸虫病是人畜共患的一种寄生虫病。患此病者血吸虫在人体内产卵，随粪便排出，在水中孵化为毛蚴，侵入钉螺，发育繁殖为尾蚴，逸至水中，一般人接触有尾蚴的水，尾蚴即侵入体内导致发病。此病在我国流行，由来已久，晋隋以来的祖国医学文献中都有类似血吸虫病的记载。

　　血吸虫病，儿童得病影响发育，甚至成为侏儒。妇女得病多不生育。青壮年感染此病影响劳动，到了晚期，腹大如鼓，丧失劳动力以致死亡，造成许多农村人烟稀少，田园荒芜，还出现了不少“寡妇村”。1953年沈钧儒先生写信向毛主席反映。毛主席极为关注，9月27日即复信指出：“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于是，研发防治血吸虫病新药的任务落到了我们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科研人员肩上。我们先是到上海郊区的青浦进行调查取样。根据我们的分析，当时世界上的血吸虫有三种，分别是日本、埃及和曼氏血吸虫，中国发现的是日本血吸虫。于是，我们开始抗血吸虫病药物的研究。

　　那时，我国治疗血吸虫病的主要药物是酒石酸锑钾，存有不良反应，只能静脉注射，使用也不方便，当务之急就是改进原来药物的使用和寻找新药。为此，我们花了13年时间，发现了玫瑰苯胺防治日本血吸虫病的作用。为毛主席号召的消灭血吸虫病出了一点力。如今中国研制的玫瑰苯胺在亚非等国家仍在使用。

　　三进上海医学院

　　金：您从事药物研究是因为家传的因素还是由于您从小就喜欢而且立志要从事这个专业研究的？

　　曾：说来话长啊。我父亲曾约，在南京高等师范（中央大学前身）原是学习化学专业，在一次化学实验中发生爆炸，躲过一劫。后来因此改习文史地专业，但他一直对改行很后悔。他是温州瓯海中学（今温四中）的创办人之一。我也在瓯中学习过；谷寅侯、朱然黎先生都教过我英语。

　　二叔曾省、三叔曾勉对我的影响很大。我在大学除助学金外，生活费用主要靠二叔曾省接济。学术上，二叔治学严谨，重视提倡实践的学风对我影响深远。我从小身体不怎么好，高中时还生过肺结核，所以为了治病也读了一些现代医学书刊，也就对医学产生了兴趣。我高中是在温州中学毕业的。1946年我同时考取了上海医学院和浙江大学。我到上医报到时，发现宿舍很小，不喜欢，又转到浙大，但仍留恋向往上海医学院。翌年，重新报考上海医学院，以第三名的成绩被录取。谁知在体检时又发现肺病进入活动期，学校不准我入学，我只好回瑞安休养。接着我们迎来了解放，我又回浙江大学复学，并转入药学系。1952年秋季，随着全国大学院系的调整，我也随浙大药学系并入上医。因此，我的同学说我是“三进上医”。

　　我的叔叔曾省、曾勉

　　金：说到曾省、曾勉，那可是当年名重一方的大学者啊。据我所知，曾省先生是著名生物学家、曾勉是著名的柑桔专家。您是他们的侄子，那您还记得与他们交往的往事吗？

　　曾：我的祖父去世早，那时家父才五岁、二叔三岁、三叔不到一岁，是祖母将他们抚养成大的。他们从小喜欢读书，与我国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伍献文先生一起长大，一起到法国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省历任青岛大学、四川大学、湖北省农学院等大学教授。他还是中国生物学开山祖师之一秉志的入室弟子。秉老师重视调查研究，好几年的暑期都带领他的弟子到瑞安沿海采集标本，住在我们瑞安老家小院里。建国初期，河南省小麦吸浆虫灾害严重，时任中南农业研究所筹备主任的曾省，实地开展防治工作，成绩卓著。他的专著《小麦吸浆虫》，就是这个时期的经验总结。之后，他调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研究员，积极倡导生物防治。他在《科学通报》上发表的《虫生微生物及其利用》一文，是我国有关领域内的最早论著之一。

　　曾勉曾任中国科学院柑桔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国三届人大代表，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是国际上著名的柑桔专家，培育了不少新品种，尤以“夏橙”、“温州蜜柑”为最。可是，因为种种原因，他晚年命运坎坷，景况不佳。著名温籍作家黄宗英的报告文学《橘》，曾引起轰动，主人翁就是曾勉。由于黄宗英的文章和伍献文的奔走，老人的境遇得到了改善。

　　绿茶、疟疾和越战

　　金：接着还是说说您自己吧。您是何时开始药物代谢动力学研究的？其中有故事吗？

　　曾：药物代谢动力学是研究药物吸收、分布、代谢与排泄过程的学科。我是在研究生毕业后的1961年开始这一学科的研究。我还记得这样一件事。

　　1966年，越南正在进行抗美战争，战场上流行恶性疟疾，影响了战斗力。越南要求我国政府帮助研发抗疟新药。我参加了由化工部、中科院等部门人员组成的“5·23”任务组。不久，中国中医研究院中药所从我国黄花蒿中提取了抗疟有效成份青蒿素，这是“5·23”任务组的重大科研成果。但青蒿素水溶性和脂溶性较差，不利于合格剂型的开发。经上海药物研究所结构改变后，获得脂溶性较佳的蒿甲醚和蒿乙醚。我们的课题组还负责蒿甲醚的药物代谢和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研究。

　　金：听说您曾经在一次国际会议上与美国专家为此而进行了交锋，是有这样的事情吗？

　　曾：确有此事。当时美国军队在越南也遇到了疟疾问题，也在组织抗疟新药的研究。那时，由于我们的专利意识不强，新药研发出来了，没有申请专利，美国研究人员就攫取了我国的研究成果——蒿乙醚技术，而且还宣扬蒿甲醚与蒿乙醚经过人体代谢，分别形成甲醇与乙醇，甲醇比乙醇毒性大，所以蒿乙醚比蒿甲醚更为安全的说法。

　　1991年春天，世界卫生组织在北京召开学术交流大会，美国一位专家在大会上又老调重弹，鼓吹蒿乙醚如何安全可靠。

　　当时正值春茶上市时节，与会者都在喝中国新绿茶。我在会议上作了有关专题学术报告后，打出了英文投影：“亲爱的同行们，如果你们确实相信蒿甲醚代谢生成的甲醇量有毒，那么一杯绿茶中咖啡因生成的甲醇量要比该药大一倍，其毒性应该更大了。虽然中国绿茶的味道醇美隽永，清香诱人，但我要及时提醒诸位，切勿饮用过多，谨防甲醇中毒！”

　　顿时，会场上一阵躁动。这时，我已经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刚好与我邻座的就是那位美国教授，他不无尴尬地为我冲满一杯绿茶，说：“请多喝一点甲醇吧！”会场里立即爆发出一阵哄笑。我以我的幽默反驳了外国专家的观点。因为我作过试验，一个疗程蒿甲醚生成的甲醇量，还不到一杯绿茶中咖啡因生成甲醇量的二分之一，因此是绝对安全的。

　　金：您的研究成果让同行信服，不仅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研究水平，也在外国专家面前塑造了中国科学家的形象。我还有一个问题，您与叶永烈先生经常相聚吗？

　　曾：我们是表兄弟呀，从亲戚上来说，在上海我们两家是最亲的亲戚，时常走动的。你写他的文章能否给我看看，我们在上海读不到《温州都市报》家乡的报纸是很能吸引人的。

　　

　　2006年的最后一天，温州体育运动学校举行建校50周年庆祝会，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省市体育局的有关人士及部分世界冠军等体育界人士参加了会议。

　　这所创办于1956年的体育专业学校，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体育人才，据称有25个世界冠军、32个亚洲冠军、127个全国冠军是从这所学校出来的，其中有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双打冠军戴丽丽和在第28届雅典奥运会上10米气步枪金牌获得者朱启南等名将。

　　在这次隆重的庆祝活动中，还有一位年已花甲的画家，也以老运动员与知名校友的身份参加，他叫蔡景楷。他是从运动员起步步入画坛，成了军旅画家的。为此，他应邀特地从北京赶来。

　　蔡景楷家乡情结深厚，1990年曾为温州机场候机厅创作壁画《雁荡山》，2002年为五马街创作青铜雕塑《五马遗韵》，最近北京出版社集团、北京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文集《他乡故乡一扁舟》，他的专著《战争与艺术》也由该社印制中。

　　画家少年是冠军

　　我们是在蔡景楷温州的弟弟蔡可群家中完成这次采访的。我们相识多年了，还去过他在北京海军政治部的创作室。那是个像工厂车间的创作室，里面摆着许多他创作的作品。这次见到他没有多少变化，仍是那双明亮的眼睛，仍是那清瘦的外形，仍是很精神，而交谈的内容多了我以前所不知道的信息。

　　金：十年前，我们相识时，只知道您是位军旅画家，画油画的，创作的大都是大幅历史题材作品，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次得知您回来参加温州体校50周年校庆才知道您有运动员的经历，而且当年还得过金牌，引起我采访您的兴趣。您还记得当年选拔到体校的情景吗？

　　蔡：在我的生涯中，除了终身从事的艺术，如果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纪念的话，那一定是在故乡少体校度过的五六年时光。记得我在公园小学读四年级时，在全市小学生田径运动会上得了短跑第三名，就被选入少年体校了。先在王鼎先生、后在李树彬先生指导下，进行田径训练。那时的少体校是业余的，只不过在人民广场里用沙土铺筑了一块三百米的训练场地、九山河中一泓没有围栏的河水里进行训练，既无像样的校舍，亦无起码的场馆设备，条件决非现在可以相比。第二年我又因参加全市直渡九山河全长七百米游泳比赛获得第三名，又被陈剑岳先生挑去，进了温州第一支少年游泳代表队，我还被指定当了队长。

　　然而，这支连正规泳池都没有的游泳队，以九山河窦妇桥河岸为基地，刻苦训练，艰难奋斗，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连续几年获得全省少年团体冠军的时候，确实不能不令杭州、宁波等地有着良好条件的同行所刮目相看。1961年《温州日报》前身《浙南大众》，曾刊发一则《温州少年蔡景楷崭露头角，一举夺得省少年游泳比赛冠亚军》的消息，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全省比赛，也是我的名字首次见诸报端。次年，在第四届省运会少年游泳比赛中，我还获得三项冠军、一枚铜牌，其他同学也都取得出色成绩。我还得过全市中等以上学校100米跑的冠军。

　　金：这可是我第一次听到您运动员训练生涯的讲述，那您是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的吧？

　　蔡：是的。那时经常看到北方的一些运动队，像天津、大连等等足球队轮番来温州冬训，后来山东男女篮球队还把许多队员下放给温州。因此，我经常到人民广场看体育比赛。另外，人民广场是解放初期我父亲设计并组织施工的，施工时他常带我去玩，小小年纪的我觉得这里天地真大，这抑或也有一点关系。

　　父亲修建人民广场

　　金：这可又是第一次听到的新历史资料，人民广场是您父亲修建的，这是怎么回事？

　　蔡：我的祖父是盖房子的，民国早年在登选坊开有一间颇有名的蔡聚丰大木店，家族中不少人从事建筑，可算是建筑世家。父亲蔡进元也是搞建筑设计的，上世纪40年代曾担任温州营造业公会，即建筑公会理事长，还曾任过打铁巷水木石小学（今建设小学）校长。参加过省气象局在天目山等地的设计与温州、瑞安等地水闸陡门的建筑。解放初期，我父亲中标人民广场建设项目。听家人讲，当时费心不少，结果却赔了不少钱，算是支援了公众事业吧。还有，江心屿的来雪亭也是他设计的，那时我已经是美校一年级学生，他还要我帮助设计亭子飞檐图案，其实是考考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

　　金：您学习美术是否也是因为父亲对您的指点？从运动员到美术创作，这个转换也该有个过程吧？

　　蔡：是的。我的父亲不大愿意我从事体育运动，在他看来“英雄饭是吃不长的”，他似乎更喜欢我的涂鸦，这是老一辈人的观念。一次父亲到温州美校设计改造房子，对美校的老师说，我的儿子也喜欢画画，老师说，那把他的画拿来看看。那时我在杭州比赛，事先并不知道，回来后我也就成了美校的学生了。此前我在温五中时曾跟胡福荣先生学过点素描，我小时候也确实是喜欢画画的，时常到府前街看裱画店里的作品，当年的府前街，有不少书画装裱店、戏装店和纸扎店，对我很有吸引力，小时候我还非常喜欢用毛笔临摹齐白石的国画。可以说，民间、民族美术对我后来的艺术道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油画创作从部队开始

    

　　金：后来您到部队参军了，好像您的油画创作是从部队里开始的吧？

　　蔡：对。1965年，我从美校毕业后去北海舰队当海军，1966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接着是“文革”，又回到了北海舰队。1969年在青岛碰到了著名军旅油画家高泉，是他让我正式接触了油画。我从他的巨幅作品《井冈山》中，第一次领略了油画如同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乐，有空间、有和声、有起落，有张弛，给了我巨大的震撼力。从此我就对油画情有独钟，一画就是几十年。

　　金：您创作的《南昌起义》好像是您的成名作之一。在我的记忆里有关南昌起义的油画有好几件，您创作的也算一件吧？

　　蔡：南昌起义在中国历史上是重大的历史事件，反映这一历史题材的油画作品不少，著名的有莫朴、黎冰鸿先生创作的《南昌起义》，分别创作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我们是1977年创作的，数十家刊物发表过这件作品。说起这幅创作与故乡还有点因缘。当我离开体校开始美术学习时，体校游泳教练陈剑岳先生曾赠送我一帧黎冰鸿所作的《南昌起义》油画印刷品，并在上面题字留念，以勉励我学习。想不到过了十多年，我接受的第一幅巨幅油画创作正是《南昌起义》，这幅画在全国有很大的影响，也算是对先生的一点回报吧。

　　金：据我所知，您创作的很多作品大都与海有关，这是不是与您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我想艺术创作与生活的关联越密切，对作品的理解也可越深刻些吧？

　　蔡：这是因为我熟悉的缘故，温州地处东海之滨，可以说我出生在海边；我在黄海边的青岛生活了20多年；我的职位在海军，以大海为家，几乎走遍了中国的所有海岸线，我创作的一系列有关大海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作品，不仅是因为出自大海情结，还在于是我的创作理念在视觉媒介中的寄托。在我看来，没有比大海更能对人类产生影响的了。人们同时承受着它的恩惠、肆虐、坦荡、残暴，这种生死相依相搏的凝结，带有明显的象征主义色彩，是生命在混沌建立之初就注定了的必由之路。因此，我总是离不开大海。最近我又接受大型油画《中日甲午海战》的创作任务，这是中央文化部与财政部共同起动的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全国选定了油画、国画和雕塑100件作品,《甲午海战》是其中之一。

　　金：听说您最近又涉及永嘉水墨山水画系列的创作，表现的是中国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笔下的“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朦胧其上，若云兴霞蔚”意境。从油画到画水墨，是不是表明您的创作又有新的突破或者是一种新的回归？

　　蔡：我这个人爱好很广泛，对所有的艺术，甚至对文学、美学都抱有浓厚的兴趣，并希望在东西方文化的同流合畅中架起自己的艺术桥梁。我早年学国画，也始终没有停止国画的实践，不过大多在写意花鸟画的笔墨范畴。咱们家乡的山水确实太美了，不画可惜。人说，北人南相，南人北相者贵，我看，咱们浙南的山水也是有贵相的。而中国水墨的神遇迹化，氤氲混蒙，又与这样的山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我一直想把存于心中的这种意象表达出来。于是油画之余，饭后灯下，便尝试着，积稿竟有了百多幅。王夫子说谢灵运的诗“神理流乎两间，天地供其一目，大无外而细无垠，有不可知者存焉。”我觉得这同样适用于对山水画的要求。这些作品并非实地的一景一相，画者心之迹，或许只是表达一种境界，而境界的诉诸是困难的，尤其在纸墨上，心境不同，形迹不同，这样看来，境界的高低，又不单是笔墨了。西方有格言说：“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即便面对一堆烂泥巴，也能作出杰作来。”我相信精神、气质、修养对艺术的至关重要，并且坚持朝这个方向努力追求。

　　蔡景楷，1946年10月出生于温州市区。1962年读温州美校前曾参加温州体校训练六年，后参军，并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1970年在青岛北海舰队开始专业创作，1990年调北京海军政治部创作室，曾长期负责海军美术创作组织工作。为国家一级画家。

　　蔡景楷早期以《南昌起义》《真理的道路》等油画知名于世。上世纪80年代后致力于油画语言与民族精神的探索，常以冷峻而抒情的风格，创作沿海风土人情的作品，《海茫茫》1987年作为国家级文化交流赴原苏联展出，《祭海》《滩头》《老船》1989年在日本入选亚洲第三届美术展。199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蔡景楷油画》，1994年应戴尔菲娜艺术基金会邀请，赴英国作访问学者，进行学术交流、创作与考察。发表过大量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外重要展览并获奖。

　　其军事历史题材与非主题性创作，都以严谨的手法，力求作品体现一种超验的象征意蕴与精神内含，《破晓》《祁连英魂》《永远的海》《蓝色与红色的故事》等作品，获得广泛好评。《海茫茫》《通往城外的桥》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祭海》被日本福冈美术馆收藏，《故乡》被英国戴尔菲娜艺术基金会收藏，《二七大罢工》被武汉二七纪念馆收藏，《亦矢哈巡视奴尔干》被吉林博物馆收藏。近年来，主持创作了巨幅油画《甲午海战》（37米×7米，山东刘公岛甲午海战纪念馆），《虎门海战》（56米×12米，广东虎门海战博物馆）。

　　

　　复旦新闻学院里的温州人

　　“北有人大，南有复旦”，这是新闻界评价我国大专院校新闻专业著名院系的口头禅。说的是北方的中国人民大学和南方的复旦大学在众多的新闻专业院校中出类拔萃，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新闻专业人才。一般说来，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毕业生大都分配在北方的一些新闻单位，我的几位北方新闻界朋友大都是人大出来的。而地处江南的复旦大学新闻系则是我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新闻专业院校。温籍著名报人周瑞金就是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到上海《解放日报》任职，再到《人民日报》当副总编辑的。不仅如此，如今上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传播学科带头人也是温州人，他的名字叫黄旦。

　　虽然，我也从事新闻工作，黄旦先生还是温州人，可是我们素昧平生，是我的老同事张信国在复旦做访问学者后告诉我的，我是喜出望外，很想登门求教问道。

　　听说黄先生为人严肃，为师严格，若有学生在楼道碰见他，回去后便沾沾自喜地对同学夸耀：“今天黄老师居然对我笑了，原来黄老师也会笑。”黄先生的师道尊严可见一斑。

　　然而，当我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的大楼里与黄先生握手相逢时，学生心目中的严厉黄老师不见了，有的是浓烈的乡情和同道的共鸣。他不急不缓地表述着新闻新观点，确实很严谨，也很学术，其中不少是他多年研究的成果。犹如走进了新闻理论的“象牙塔”，我看到了当前世界上新闻理论的最新观点，如同颗颗耀眼珠宝，熠熠生辉。我将他引为知己，把自己在新闻实践中埋藏多年的困惑倾心而诉，求教于他。

　　他读《浙南大众》长大

　　金：您是新闻与传播学的研究专家，在中国传媒界颇有影响，前几日还看到您以专家的身份参与《南方周末》2006年新闻人物的评选活动。作为温州人，您时常阅读家乡的报纸吗？您对温州的传媒有什么印象？

　　黄：城市离不开报纸。温州是个市场经济发育成熟的城市，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新闻媒体的发达。温州的媒体我曾经留意过，而且一直与温州媒体保持着联系，还有好几位当年杭州大学的同学及新闻系的学生在温州媒体任职。温州几家报纸都办得不错。但在上海看不到，我又不常回温州，如果回家一定会认真多看几张报纸。

　　金：复旦大学新闻系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新闻系，您成了这里的学术带头人。回想当年，您是如何走上新闻学研究的？

　　黄：我的老家在乐清城关太平巷，父亲黄银滔是乐清中学教师，他常年订阅《参考消息》和《浙南大众》（《温州日报》前身），我在城关小学读书时就开始读，可以说是读着《浙南大众》长大的。当《温州日报》复刊时，我已经到杭州读大学了，因此是在杭州看家乡报纸的，带点研究性质了。要说地方报纸对我的学术研究影响，说其没有是不可能的，但我是1983年大学毕业后以“计划经济”形式分配留校，去研究新闻理论的，完全是听从组织分配。留校不久，杭大就安排我到人民大学教师进修班学习，直到1984年9月份回来。刚接触新闻时，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因为我对它并不了解，更多的还是喜欢文学，而且当时新闻教研室在中文系也并不太受重视。到了人大以后，我看了一些新闻方面的东西，一个总体感觉是比较浅。在人大期间，我学习还是比较努力，总要不辱使命，回去还得上讲堂，所以认认真真地读了一些书籍，还和当时班上的同学一道编了一本新闻理论方面的资料集，便于大家回去后使用。

　　金：您在上杭州大学之前曾在乐清越剧团工作过，您觉得这种实践对您今天的学术研究有益处吗？

　　黄： 我的初中是在城关中学读的，时值“文革”，乐清越剧团（当时叫宣传队）要招一批人，因为小时我对乐器还有一点接触，所以一位音乐老师推荐我和另外一个同学去试试，剧团要了我们，这样我15岁起就进了越剧团，一直到我读大学前都在那里工作，呆了整整9年。在那里我的任务是打钹，后来还学过小号、三弦，但都是一知半解。现在我回过头去想，才发现自己不是做那个行当的料。那段岁月如果要说影响和收获，我想主要是在为人处世方面，让我增长了不少社会阅历和见识。那时我们经常到外地演出，要独立生活，可以说我正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成熟起来的。另外，还有一个收获就是结交了一批朋友，到现在都还有来往。虽然他们学历不高，可品位不低。他们都非常敬业、务实、诚恳、仗义，人生阅历也比我丰富，这批朋友对我影响很大。尽管我搞音乐没有多少天赋，但基本每天还是坚持练功，不偷懒，由此也养成了良好的有规律的生活习惯，并且也开始认识到，要想学有所成，就必须有所付出。这也许是我最大的获益而且一直影响至今的体会。

　　新闻专家说新闻观点

　　金：由此可见，社会也是所学校。您今天的治学得益于当年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从小养成的好习惯可以影响人的一生。

　　您是我见到的第一位新闻学博士。新闻学是一门学科，新闻理论对于我们记者来说如同头脑。没有头脑的记者是当不好的。那么您是如何看待当前新闻理论研究的？您对提高新闻理论研究水平有哪些建议？

　　黄：当前新闻理论研究是繁荣的，是好现象，但理论仍然需要创新。我认为，理论不是对现实的概括，它不能离开现实但又不是做现实的注解，把学术当成时事政策的宣传。因此，最好先不说应该或者未来如何，而是先告诉我目前是什么样，为什么？譬如：有人抱怨我们的报刊“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抱怨是事出有因，一般民众抱怨可以理解，可是我们的很多学者也是同声地叫，这就不对了。记得在浙江参加一个研究生学术讨论会，很多文章都是关于这一类。我就提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必须既打苍蝇又打老虎才是正确的，你们的标准从哪里来？结果全场一片寂静，谁也答不上来。学术不能是情绪的激发，要对自己研究的问题真的理解了，理解几分说几分，不可随便拍脑袋，更不可哗众取宠，以为语言的尖刻就是学术的力量，那就错了。所以目前新闻理论研究的弊病不是不贴近现实而在于不了解历史，是缺少历史的动态的研究眼光，使现实成了一个没有任何纵深的平面，这是不可取的。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一些专家学者把新闻研究等同于宣传，炒最时髦的话题，却没有相应的学术积累。有人说，研究如果能把冷点变成热点才是水平，我以为很有道理。热点不是不能研究，但一定要有相应的学理支撑才行，问题还没有看清楚就去急急忙忙发表见解是不对的，充其量也只是一种炒作，学术炒作。

　　执著坚守纯学术净土

　　金：说到学术炒作，我觉得学术界确实存在浅薄、浮躁甚至学术腐败，这是很令人伤心的，现在真正甘坐冷板凳的人不多了，您却仍执著地坚守这块纯学术净土，您有什么体会吗？

　　黄：我只不过是没有选择地一步步走过来。如果让我从事其他职业，我未必适合，也未必愿意。物质利益是人人都向往的东西，但这是没有底的。当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后，我发现自己对它还是有强烈的兴趣，这不是圈子外的人所能体会的。我很佩服那些能够赚大钱的人，但我不羡慕，人各有所长，我的性格和长处也许更适合于做学问。还有我把学术看成是很神圣的，一个人治学态度治学方式，也就是他的生活方式和做人态度，现在我已经退不出来了。

　　金：记得几年前我说过一个观点，当记者要过“三关”：职务关、职称关、评奖关。只有看淡了这些，才能算得上像您说的具有专业主义精神的记者。据我所知，《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是您的代表作之一，您认为自己在新闻理论上有哪些突破？

　　黄：那是1998年夏季，正准备去美国做访问学者时，我接受了任务，可交出书稿却是2005年暑假。

　　接手时有一点是明确的，不能做一个著名理论、学者语录的编篡者。所以要求自己能在已有的研究中读出自己的理解，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不当二道贩子。我希望在我书中出现的传播者研究能成为一个整体，里头不仅有一贯穿的主线，而且能看出其基本变化的路数，而不是把那些别人大略所知的东西，毫无逻辑按时间先后勉强排列一起，连缀成集。所以，这部书通过对西方新闻和传播实践以及其研究进行思考，选择新闻专业主义为统一视角，来透视有关传播者的研究及其思想，从而使原本散落在不同层面的东西，有了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在纵向上贯穿了新闻学和传播学研究，揭示了西方传播者研究的基本取向和趋势；在横向上，则展示了传播者研究的多样化维度和广度。我想，要说突破也是我这方面的探索。

　　金：近日，有传媒公布了中国作家首富榜，有人认为这是新闻炒作，媒体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但分析此种现象，却是当前社会正在蔓延、滋生的精神物质化、文艺商业化、艺术拜金化、创作价码化的典型体现，凸显的是文艺消费的“霸权”和市场运作的“主宰”。您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黄：我觉得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报纸报道了也就报道了，未必不可。但有一点我也在考虑，传媒的报道如何掌握一个度的问题。如多宝鱼等事件报道之后，市场上经过几道关口检查的多宝鱼也没人要了，养殖户叫苦连天。传媒不能打着公共利益的旗号，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食品安全之类的报道，十分复杂，牵涉千家万户，一定要有职业责任和精神。我们的媒介还没有很好经过职业理念和理想的熏陶，就已经市场化了。或者说，是由于进入市场，才使得我们新闻业的职业责任和理念凸显出来。和谐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需要传媒的推动和宣传，那么，新闻传媒的核心价值体系又是什么？没有自己的价值立足点，任何事情都变成儿戏。因此，一定要思考传媒这一类报道操作的底线。我见过国外一些传媒，在对于暴力事件、恐怖主义报道等，有一些可操作的规范。

　　黄旦简介

　　黄旦，1955年 9 月生于乐清城关。1979年乐清中学毕业后考取杭州大学中文系，获学士和硕士学位，其中，1983至1984年曾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助教班。曾任浙江大学新闻系主任，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1995年考取复旦大学新闻学院，获博士学位，2001年被复旦大学作为人才引进。现为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哲学社会科学国家创新基地——复旦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新闻与传播思想、大众媒介与社会。代表性学术成果：《传者图象：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新闻传播学》、《媒介是谁：对大众传媒社会定位的探寻》、《也论林则徐的新闻观》、《独立战争前后美国报刊思想之演变》等论著三十多篇。目前正在进行的课题：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中外传播思想史”，并参与国家九五社科重点项目“大众传播学”子课题研究。

　　采访对象：黄旦 新闻与传播学专家 博导（以下简称黄）

　　特约主持：金辉（以下简称金）

　　简介郑元者，1964年10月出生于乐清象阳镇下渎村。1984年从乐清中学考取原杭州大学中文系，1991年获硕士学位后即考取复旦大学蒋孔阳教授美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1994年获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分别于1998年、2000年破格晋升为副教授、教授，2001年始任博士生导师，2005年始任博士后的联系导师。现任复旦大学艺术人类学与民间文学研究中心主任，中文系文艺理论教研室（含民间文学教研室）主任，兼任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会会长、中华美学学会理事、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理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稻作文化委员会主任委员等。2000年获教育部首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奖”、上海市“曙光学者”称号，2002年入选中央统战部“华夏英才基金”。

　　他的主要著作有《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美学观礼》《美学心韵》《美学与艺术人类学论集》等，主要译著有《神圣的饥饿》《数字人类学》，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除了继续坚持文艺学、美学的高端学术研究外，几年前还在复旦大学领衔创建了民俗学硕士学位授予点、与民间文学交叉的我国第一个艺术人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授予点。

　　美学大家蒋孔阳的高足

　　“在多年的相处中，我深深地感到元者是位严谨的学者，一个诚心诚意、堂堂正正的读书人。在元者身上，我看到了我国的学术事业后继有人。”

　　——著名美学家蒋孔阳先生在《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该书是我国学者对“艺术起源”这一美学难题成功地进行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成果，并在研究方法、研究范围、问题解决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作者在中国美学界、人类学界颇有名声，他的名字叫郑元者，是温州人。

　　说起来好笑，去上海之前，我曾经想象这位名牌大学的名牌教授的形象，定将是西装革履，戴着无框眼镜，一副大学者派头。然而。当我在复旦大学的光华楼找到郑元者时，他的形象与我的想象截然相反。他的个子不高，穿得很休闲，那天穿着一件黑色的T恤，仿佛是在校大学生的打扮，无拘无束。说起话来则滔滔不绝，谁也别想阻拦，那逻辑的紧密，遣词的精确，确是典型的学者风度。在他的身上可以发现温州人的一些特点，同时又具备现代学者独特的视野和认识的高度。

　　金：近二十年来，您在美学与艺术人类学的跨学科研究上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历史优先性原则”、艺术起源的“问题环”、文艺学与人类学美学研究的情境观念、实验性写作等一系列原创性的学术命题。正如一些学者评价的，您为当代人类学美学和艺术人类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称您为“我国艺术人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您是如何走上美学研究道路的？

　　郑：你提的这个问题也曾有人问过，其中还有我的同行。我总是把我中学老师王俭美作为我的美学启蒙老师，把与他的交往引为有生以来最关键、最富诗意的时光之一。他后来离开学校赴西藏工作，归来之际他选择了赴黑龙江大学中文系任教，并且读了在职研究生，后来他又到了异国他乡去追寻自己的梦想，以致多年断了音讯。但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一位难以忘怀的美学启蒙老师。同时，我也应该庆幸自己第一次高考的失利，要是没有那次失利，很可能也就无法演化出我今天的生活世界和学术天地。

　　难忘家乡纷飞的雪花

　　金：命运是很会捉弄人的。您也曾经历过高考的失利？那是很刻骨铭心的，您还记得当年在家乡读书的情景吗？

　　郑：当然记得。我的父母都是朴实厚道的农民，父亲读过几年书，母亲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我的童年是在与小伙伴一起捉泥鳅、抓青蛙和钓鱼中度过的，9岁才上学。1972年初春的一天，在村小老师钱莲香一只乒乓球的诱哄下，我被领进了象阳镇下渎小学的课堂。从此，开始了长达22年不间断的求学生涯。由于家境贫寒，念小学期间，经常会为付不出一学期5角钱的学费而发愁，有时没钱买纸张和铅笔，只好经常用手指或小木条在田间练字。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课余时间我还有过割草、卖甘蔗、卖毛竹、养鹅、养蚕、种蘑菇甚至在村里的碾米厂负责开发票之类的经历。记得在一次升学考试的前一天，数十只鹅嗷嗷待哺，家中的备草已荡然无存，为了不让它们挨饿，我不得不冒着纷飞的雪花去离村很远的田间放鹅，鹅在田里吃草，我躲在山坳的岩壁下复习迎考，鹅倒是吃饱了，我却被冻得快要不行了。有了这么一次经历，估计我一辈子都难以对下雪天或雪景产生什么美感。我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作家，可是当我在乐清中学参加第一次高考时，虽然喜欢文科，最终考虑下来还是报考了理科，结果失利。

　　金：人世间失利其实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暴自弃，不再拼搏，我从您的身上看到了拼博的个性。是不是就在这时您遇到了王俭美老师？

　　郑：是的。后来在乐清中学王俭美、周方华、叶际素等老师的斡旋和帮助下，我成了文科班的“旁听生”。在王老师的宿舍里我看到了大量的美学、心理学、宗教学等藏书，满足了我异常旺盛的求知欲，使我在上大学之前就对美学有了某种程度的心智验证和知识积累，为我今后走上美学研究的道路奠定了原发性的兴奋点。

　　挑战生理极限的苦读

　　金：听说您在杭州大学读书时也是殊死拼博地苦读，而学校定发给您的是每月17元5角的二等助学金，您的4年本科学习就是以此来维持的，是这样的吗？

　　郑：基本上是这样的，特别困难的时候家里、亲友、几位很要好的同学也给过珍贵的帮助，迄今还感恩在心。1984年跨入大学校园后，美学书籍自然成了阅读重点，尤其是对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心理学、宗教学、民俗学和《马恩全集》下过一番苦工。也正是在这样一种高强度的近乎疯狂的书海战中，我深切地意识到了生命的短促，意识到一个人应该在自己有限的生命舞台上集中精力做好少数几件事，特别是生命中最重要、最有能力完成同时也是最具人生价值的事情。从那时起，在我的心灵深处就认定了一种学者化的生活方式。

　　为此，我开始向自己的生理极限挑战，把自己每晚的睡眠时间压缩到5小时左右，还取消了午睡。由于宿舍晚上总是按时熄灯，只好在宿舍走廊上或盥洗室里架凳为桌，虽然灯光昏暗了些，但夜深人静，读书效果倒不错。可惜的是，宿舍走廊上和盥洗室里的玻璃窗时而会莫名其妙地被人敲掉，刺骨的寒风夺窗而入，这令我情不自禁地回想起小时候在下雪天一边放鹅一边读书的滋味。无奈之下，只得去捡一个乐口福罐子，在其侧面竖着剪出一道口子，顶部钻出一个小洞口，然后把特地从乐清带来的煤油灯放进去，让一缕灯光直打在书上，这样既不大妨碍室友们睡觉，自己又可以坐在被窝里看书，只是一个冬天下来，睡在上铺的那位室友的帐子被煤油灯熏得乌黑一片，这是迄今还深以为歉的。

　　创立艺术人类学理论

　　金：真是难能可贵啊！历史上晋人有映雪囊萤苦读的故事，今天的您也像是当年孙康、车胤那样了。俗话说，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相信，您的苦读换来的也必将是丰硕的成果吧？

　　郑：那也谈不上啊。1988年本科毕业后，我继续在杭大攻读文艺美学的硕士学位，其间完成了专著《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一书，想不到后来得到不少学界同行的鼓励和好评。1991年开始在复旦大学蒋孔阳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也未曾有过丝毫的懈怠，仍是拼命地苦读。博士毕业留校任教前夕，不少好心人劝我这个温州人应该尽快让自己在经济上打一个翻身仗，而我却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留校任教，努力在纯学术方面寻求更大的发展。我想，蒋先生虽已仙逝，但他的美学思想还在，他的学术精神还在，应该把他的学术思想和精神发扬光大。

　　金：蒋先生可是美学大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80年代的美学热，涌现了朱光潜、宗白华、王朝闻、蒋孔阳、蔡仪、李泽厚等美学大家。记得“美在创造中”，是蒋先生一部自选集的书名，也是他美学思想体系的凝炼，反映了这位著名学者、复旦大学老教授的学问人生。您得到他的教诲也是您的荣幸。您在读研究生时就出版了专著《图腾美学与现代人类》，这是很了不起的。据我所知，《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是您的代表作之一，您认为这部专著有何突破？

　　郑：关于艺术的起源问题，几千年来西方理论家和思想家曾经有过多种说法，虽然各成一体，但往往视角比较单一，带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拙著《艺术之根——艺术起源学引论》将艺术起源问题分解为艺术何时发生、艺术如何发生、艺术何以发生这样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互动层面，归结为一种规律性的生成过程；同时吸收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等多学科的有效理论和方法，在认识上突破了艺术起源“单数”论的传统见解，提出艺术起源于原初性的图腾观念以及它的特化形态的“复数”理论，其核心概念是“图腾观念特化说”，其理论展开为“图腾观念特化树”。这部著作出版之后，我更着力于探索中国美学、艺术人类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中的中国问题、中国话语和中国理论的发生和深层逻辑。

    

　　也说“一个馒头”的恶搞

　　金：您是从学理层面来研究美学的，我想最后请教您一个当下生活中的美学问题。自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影视大片《无极》之后，颠覆权威的作品层出不穷，连连发生，就是红色经典《闪闪的红星》也被恶搞成《潘冬子参赛记》。您觉得这种文化现象正常否，您是如何看待这种恶搞的？

　　郑：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看，戏谑、颠覆、解构等手法是一种新注新解，表达了另一种观察经典的转折性视角，打下了当下文化的烙印，扩展了原有文化资源的可能性。所以对时下的颠覆之潮，还是采取宽容态度为宜。由简单而复杂，由一元而多元，由混乱而清晰，这是艺术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能不能为后人留下些什么，能不能从中萌发有价值的文化创意，就要看这群“恶搞”作者们有什么样的创作态度和能力，以创新为主要目的，还是以博人眼球为主要目的？追求作品的艺术品质和思想深度，还是只图紧跟流行而已？理论上说，强大的颠覆力意味着强大的创造力。但如果只是一场“大众的狂欢”，曲终人散，没有值得咀嚼的余味，那这样的颠覆也必然是短命的。

　　应该看到，如果颠覆权威的作品太泛滥、比例过大，那就反而是在向经典屈服，向权威示弱了。因为频频对经典“开炮”，正反过来凸显出自身的原创能力不足，无法平地造巨人，只好通过踩踏巨人的肩膀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是剑走偏锋的无奈选择。颠覆作品的吸引力，正是建立在原来文本的基础上，原来的文本越是别有深意、难以撼动，成功颠覆后才越发具有摆脱压迫的快感和共鸣。否定经典，等于默认了经典作品本身的辐射能力、艺术魅力。所以宽容“恶搞”的同时也不能忘记，一个文化创意迭出的社会，不仅需要颠覆经典的勇气，也同样需要原创的自信和底气。